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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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斌, 杨润泽

敦煌研究. 2024, 0(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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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崖面现存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桩孔遗迹。这些遗迹作为洞窟营建时的一部分,对于探究石窟寺外部景观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现状调查和历史资料分析,根据桩孔的分布、尺寸等,将其分为栈道遗迹、窟檐遗迹和施工遗迹三类。在此基础上,对栈道和窟檐的结构类型、修建年代进行了探讨,发现栈道与对应洞窟的开凿年代基本相同,后经唐代整体重修,窟檐均建造于唐代至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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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弥勒经变剃度图澡豆考

朱晓兰, 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24, 0(6):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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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弥勒经变表现儴佉王夫妇、大臣及其家眷们出家的剃度图中,左右两侧趺坐僧人前面的供桌上面摆放着与剃度场景有关的物品,其中的净瓶、袈裟特征明显,易于辨识,而另一类或单独或与净瓶、袈裟摆放在一起的或黑或白或灰的堆状或块状物品,图像特征极不明确,长期以来未有定名。考虑到经典所记剃度时洁净所需,此类物品极有可能是佛教用物“比丘十八物”之澡豆。结合佛经和《千金方》等文献记载的澡豆方,其制作工艺与配方的不同决定了澡豆剂型、颜色的差异,这正与剃度图中的形状和颜色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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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285窟南壁图像与北壁发愿文关系试论

宋焰朋

敦煌研究. 2024, 0(6):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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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高窟第285窟南壁壁画内容做了系统解读,认为它们主要是对应北壁发愿文中“愿佛法兴隆,魔事微灭”之“魔事”,即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内容而绘制的,反映了营造该窟的主体思想。此外,画面中还指出了破除魔事之法要,即通过读诵经典、布施、护持正法等行为来获得拔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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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北朝经变画乐队考

曾杰

敦煌研究. 2024, 0(6):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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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第127窟西壁上部的西方净土变画面正中有一组10身乐伎、2身舞伎组成的礼佛乐舞图,这里的乐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经变画乐队。乐队中的乐器除建鼓外都有着较强的写实性,乐器的组合也体现出浓郁的世俗化倾向,为了解我国北朝时期关陇地区的歌舞伎艺术提供了可贵信息。结合画面内容与这一时期的乐史资料判断,第127窟经变画的乐舞场面与这一时期宫廷盛行的西凉乐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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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唐宋石窟中的“万菩萨”造像

王丽君

敦煌研究. 2024, 0(6):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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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唐宋石窟中所谓的“万菩萨”造像,与其他地区的万菩萨图像不同。据安岳长庆寺第3龛小菩萨的名号及造像特征,可推定这种造像可分为两类,分别据《大通方广经》和20卷本《佛说佛名经》开凿,从盛唐延续至五代宋初,具有礼忏灭罪的信仰内涵,如何命名尚需探讨;而未能盛行的原因,或与具有同样信仰内涵的其他造像的流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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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寺区石窟功德主研究——以第1、2窟供养人造像为中心

孙琳, 王毓川

敦煌研究. 2024, 0(6):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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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人造像是舍资造窟的功德主及其亲属礼佛供养的图像。通过对剑川石窟石钟寺区第1、2窟供养人造像的图像配置与细节特征进行比较分析,重新澄清此两窟主像的人物身份,从而划定了石窟功德主的考察范围,并将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情境中展开讨论,以期对关于石钟寺区石窟功德主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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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图案创新应用探微——以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国礼和平鸽丝巾设计为例

崔岩

敦煌研究. 2024, 0(6): 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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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下文简称亚太和平会议）专用礼品设计为例,追溯当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师法传统、活化创新的实践探索。当时林徽因先生带领常沙娜等年轻设计师,以敦煌莫高窟第314窟隋代藻井图案为灵感来源,结合时代精神和功能特征,圆满完成了契合会议主题的和平鸽专属礼品丝巾设计。70年过去了,国礼和平鸽丝巾传递出的功能与审美、传统与时尚融为一体的设计理念以及富有民族文化内涵和装饰韵味的设计方法,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下,仍然具有示范性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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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P. 3715《类书草稿》残卷缀合与研究——兼论P.3715与BD15402、BD09343-2的关系

高天霞

敦煌研究. 2024, 0(6):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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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15《类书草稿》残卷、BD15402《不知名类书》残片及BD09343-2《不知名类书钞》关系密切。P.3715起首部分可以与BD15402直接缀合,缀合后正反两面的内容均可连属。P.3715《类书草稿》与BD09343-2《不知名类书钞》是同一人所编抄的两个类书草稿写本,其行款体例相同,材料来源相似,内容大部分重合。通过考索P.3715背《致大夫状》的撰作时间、BD09343-2的抄写时间以及它们与P.3715《类书草稿》之间的关系,推测P.3715《类书草稿》的编抄时间约在咸通四年（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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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考论

何亦凡

敦煌研究. 2024, 0(6):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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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P.2804和P.3040是《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重刊之碑的碑文抄本。原碑旨在纪念天宝元年（742）以来,刘彦偕等人建设藏经阁以及开成三年（838）僧人志明增补寺内大藏经之事。碑文作者志闲擅长撰写高僧行录及塔铭,闻名江左。碑文描述了寺中藏经阁的建筑外形和内部结构,为唐代大藏经的收藏提供了珍贵的研究史料。香严寺历史久远,学僧云集,藏经丰富,尤其是能够独立收藏一部大藏经,这在唐代寺院中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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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归义军交聘后汉史事表微——以P.3438V王鼎状为中心

徐伟喆

敦煌研究. 2024, 0(6):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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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文献P.3438V为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状四件,记述其在沙州赴宴、参与打颙活动等事迹。又据书道博物馆藏第116号《观世音经》王鼎写经题记纪年“天福十四年三月六日”及BD09522V王鼎某状封筒,可将P.3438V的撰作时间确定为乾祐元年十二月（公历949年初）。王鼎等带来了后汉朝廷授曹元忠节度留后、检校司空的官告及“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印”。对该状的释读有助于廓清后晋、后汉之际沙州与中原的交聘史事,官告国信判官王鼎在敦煌的活动亦体现“天使”受到曹氏归义军使府的特殊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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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的地层学——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为例

冯婧

敦煌研究. 2024, 0(6):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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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随着写本学与书籍史的发展,西方研究者提出了写本的“地层学”（stratigraphy of the manuscript）理论。这一理论将写本比作考古遗址,将写本内部的历史层累视作考古遗址中的地层（strata）。不少敦煌写本同样具有复杂的、层累的内部结构,具有一段时间内演变发展形成的“地层”。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为例,使用西方写本学的方法剖析若干写本的内部地层,为相关文献整理、写本编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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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圣地图》的文本与图像研究

那尕才让

敦煌研究. 2024, 0(6):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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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圣地图》为藏传佛教圣迹图的典型代表,图像下方的26行藏文题跋对探究炳灵寺早期建筑形制以及弥勒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探究此题跋,认为题跋中的“绒卧夏仲”（Rongpozhabsdrung）是16—17世纪藏传佛教著名的上师,即第三世格尔德·丹巴绕杰（Kirtiskuphrenggsum pa bstan pa rabrgyas）,并基于此分析了“贡嘎名氏”（Kun dga’iming can）的身份、活动以及他对炳灵寺弥勒大佛的修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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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的贸易活动与香料流通

荒川正晴, 王蕾

敦煌研究. 2024, 0(6): 1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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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国际上的粟特商人交易着各种高价商品,其中伴随佛教传播到欧亚东方世界并广泛流通的香料、香木,是其重要的贸易商品。特别是对于长途奔走的粟特商人来说,西藏、四川生产的麝香,因其轻便易携,即使少量的麝香也能以高价售出。麝香还作为畅销品,经由凉州和广州等中转运至西亚以西的地区。继麝香之后,沉香和白檀吸引粟特商人高价交易。这两种香木均产于热带地区,运往中国不仅有海路,还有陆路。这些昂贵的香料、香木经由扬州等长江下游的都市,横渡东海后传至日本,7、8世纪之后以佛教寺院为中心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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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名物中若干“柜”字合证

范常喜

敦煌研究. 2024, 0(6): 12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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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册中将悬挂钟磬的架子“虡”记作“柜”,根据这一已知的汉代用字习惯可知,《肩水金关汉简》中的“鼓柜”应即“鼓虡”,指军用建鼓的鼓座。《居延新简》中的“直上蓬干柱柜”应指防止烽杆倾倒的底座,底座主体由木柱制成,故名“柱柜（虡）”。《居延新简》中的转射之“柜”也应当读作“虡”,指转射外围的木框架。《悬泉汉简》中的“弩柜”即“弩虡”,指兵库中置放弓弩的兰架。汉简中用“柜”为“虡”,与战国楚简用字习惯相承袭。当今简化字“柜”与出土文献中的“柜”古音差别较大,二者属于异时同形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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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简所见官记文书考论

程帆娟

敦煌研究. 2024, 0(6): 1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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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记属于汉代官文书的一类,在邮书传递记录中除单独称记外,还根据发文单位、传递方向、材质、功用等的不同,又称为府记、候官记、置记、东记、杨记、还记等。官记文书大致有三种格式,其文书形式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变得正式,威信和法律效力亦得到加强。官记文书格式用语简化,使用简捷,可快速传达上级教令,提高行政效率,是汉代行政机构中日常使用较多的一种文体,在文书行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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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英译本评介

韦陀, 王平先

敦煌研究. 2024, 0(6): 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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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徐穆实翻译的《我心归处是敦煌》英译本于2014年由美国旧金山的长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84页。樊院长在莫高窟工作生活了60多年,因此她的自传有强烈的时代烙印。樊院长在陈述个人经历的同时,也介绍了20世纪敦煌石窟考古与敦煌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敦煌石窟数字化以及建设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中心）平衡莫高窟旅游需求和文物安全保护的重大举措,这对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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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述要

纪应昕

敦煌研究. 2024, 0(6): 15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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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研究》编辑部承办的“2024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于2024年11月22—24日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敦煌研究》编委及审校专家、敦煌学界专家、编辑出版界专家以及《敦煌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近3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对敦煌学及《敦煌研究》期刊的发展提出诸多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对推动《敦煌研究》期刊高质量发展与敦煌学研究热点相结合,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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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0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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