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一览

（文物出版社  黄文昆）

今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作为对院庆的献礼，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出版。十三年前，石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出版，是石窟寺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一件大事。刘进宝教授热情洋溢地为考古报告第一卷写了书评，全面概述了两个分册的内容、结构以及编写、出版的缘起，称“它是几代敦煌人的夙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石窟界和敦煌学界的期盼”。另一位写评论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韦陀，同刘教授一致，说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对于那些着迷于石窟寺研究的人们来说，是他们的祈愿以及长期期盼的回应。

文物保护，除了各种物理学和化学对于石窟本体的保护之外，复制是实现文物永久保存的重要手段。对于文物的各种复制，借助各种适合保存的介质，向来是行之有效而且必不可少的。韦陀教授回顾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的初期，手工临摹是唯一的方法，进一步可以借助展览和出版，将之广泛弘扬并保存久远，后来有摄影和印刷出版。他提到成功的案例包括系统性图录中日合作的敦煌莫高窟“五卷本”和研究性图录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且与报告同名但名不副实的《敦煌石窟全集》，还有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记录性图录。他说：五卷本既有精美的图片，又有研究论文及大事年表和总录，“使无法亲自造访石窟遗址者可以对石窟的历史发展、石窟数量及其精美造像有个完整了解”，从而为敦煌石窟研究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图录介绍的洞窟中很多部分的内容，甚至整个洞窟仍然未被了解,未曾入选的洞窟则通常会被忽视。研究工作需要详尽完整的资料，韦陀教授指出，随着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的出版，“所有这些状况都将改变”。

考古报告的每一卷直至规划中的一百卷，旨在通过文本、测绘、摄影的全面记录，在整体上展现石窟寺文物的全部，以考古调查的严谨，尽当前所能具有的技能和手段，将历史资料进行永久的保存，为研究工作提供完备的资料。

令人关注的“数字化”，是另一种复制手段，以数字化的摄影拼接而成高清晰度的图像，展示石窟艺术的精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弥补了游人在晦暗的洞窟内、安保措施限制下观赏环境的不足，为弘扬展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是文物保护的有利手段，远比考古报告简便易行。考古报告则复杂许多，虽同样采用了数字化技术，但它不像数字化图像只限于文物的表面和现状，而是考古学在石窟寺研究领域的应用。韦陀教授说：“最受艺术史学家欢迎的是，考古报告的正文部分明确了不同层面的先后顺序。”考古报告的记录，从考古调查出发，首先区分遗迹的历史年代属性。从早期到晚期，文字和图片分层依次记录而不是混为一谈。考古记录客观、如实，不论遗迹完好或破损、内容的主次轻重，一一记录，避免文字的畸轻畸重。

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少有先例可循，当前属于一种创新性的工作，大家尽量依据田野考古的一些规范，摸着石头过河，缺点和失误在所难免。可贵的是，两位教授也都指出一些书中的不足。意见中肯，感激之至。这些意见必将为后续各卷编写者引以为戒。

毕竟成绩是可喜的，刘教授的文章题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韦陀教授也说：“随着考古报告的进一步出版，这些报告将会为中国其他石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标准与模式。”他在文中最后说道：“我们都非常感谢樊院长及其研究小组，感谢他们在这些考古报告每一页中都展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出版之后，得到了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和褒奖。2013年荣获甘肃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7年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19年樊锦诗院长以报告主持人荣获法兰西学院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国家文物局制定了《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作为“石窟寺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的基础文本”。编撰出版全面、科学、系统反映石窟寺考古工作成果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势在必行。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第二卷刚刚出版，遵照国家文物局制订的规划，多处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也包括《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感谢刘进宝教授和韦陀教授。前路漫漫，殷切期望在座各位领导和专家以及院刊《敦煌研究》编辑部同仁继续关心和大力扶助这一成长中的年轻的科研项目。

作者：黄文昆（文物出版社）

编辑：《敦煌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