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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第69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时间:2021-06-22 10:00:32 来源:人文研究部 作者: 文/陶蓉蓉 图/王博宏 点击:


2021年6月4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读书班”第69期在敦煌文献研究所一楼阅览室如期举办。读书班负责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参会人员,尤其是着重强调了敦煌读书班的宗旨,即所讲论文一般应为最新研究成果,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不在演讲之列;除了评议人可对论文优缺点做出评论外,其余发言者原则上不用讲赞美之言,而是直接批评、提问、商讨或补充信息。莅临现场者计有40余人,既有来自陇南师专美术与设计学院、贵州省博物馆、郑州大学、秦安县博物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博物馆、兰州财经大学、敦煌研究院各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生,也有来自宁夏、福建、深圳等地的敦煌学爱好者。另有1500余人线上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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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


本期读书班共进行了三场学术报告,由三位学者分别作了学术报告。第一场《陇南题壁文化》由陇南师专美术与设计学院蔡副全教授主讲,由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祁晓庆副研究员主持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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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师专美术与设计学院蔡副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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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祁晓庆副研究员


首先,蔡副全教授为大家解惑题壁书的概念及特点。蔡副全教授讲述题壁书是中国古代文字(书法)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古代,由于书写功能的不同,往往会出现多种文字承载形式井行的状况。如果说简牍书是文字(书法)早期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么甲骨文、金文和刻石书等可视为特殊表现形式。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类通俗表现形式——题壁书。题壁书,又称“壁书”,是指题写在山崖、洞窟、粉壁、门障等建筑实体或天然壁面上的书迹(包括墨书、朱书、粉书等色书)。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简捷性、大众性、矗立性、易毁性。作为通俗书写形态,题壁书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尤其在印刷、造纸等传媒手段尚不完备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传播的主要功能。其突出的展观效果、独特艺术魅力以及书写的便捷性,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字(书法)重要的表现形式。


随后,蔡副全教授详细介绍了题壁书遗存及其类别。从目前遗存的古代题壁及文献记载看,根据其书写目的的不同,题壁可以分为以实用性为主的传媒型题壁和以艺术性为主的表现型题壁两大类。按其书写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题壁书可分为律令题壁、款识題壁、记事題壁、诗文题壁和书艺题壁五大类。


题壁诗是文学史的特殊视屏,是流溢壁上承的才情和志趣。唐代以后,诗文题壁已成为人们惯用的写作方式,文人雅士通过诗文题壁,或感物即兴,或访故留题,或讥讽时弊,或扬名延誉,多少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以题壁的形式为人们熟知并传唱。刘洪生《唐代题壁诗》一书,收集唐代诗人题壁诗作达841首,涉及作者324人。蔡副全教授指出,虽然这些题壁诗全都消失殆尽,但武都万象洞有幸遗留了唐宋以来的题壁诗原迹近二十首,为我们走进题壁诗厅堂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万象洞,又名五仙洞,位于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白龙江南岸山腰,属典型的岩溶地貌。


蔡副全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在万象洞考察时所发现的唐宋以来的题壁诗原迹,不吝分享其拍摄的珍贵照片,一一为大家解读。蔡副全教授评价万象洞题壁诗皆为即兴之作,书写生动、布局巧妙,诗书合壁、意味隽永,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史料价值。现摘录3例:


1.唐《刘暄题诗》:“偕友同来到洞天,奇奇幻幻无际边。十二元魁造仙府,仙人去此几何年。甲子兴元,仝砚刘暄等写。”《刘暄题诗》,唐兴元元年(784)墨书题壁,今存武都万象洞天庭西壁。题诗纵22厘米,横15厘米,楷书6行。这大约是目前发现唯一幸存的唐代题壁诗。刘暄,人名无考;仝砚,即同学。可见此诗为多人合作而成。《刘暄题诗》字径不足2厘米,结字似受“欧体”影响,形体修长,重心上移,行笔爽利,疏密有度,自然天成。


2.宋《卢江子题诗》:“洞深衮衮禣龙蛇,怪石高幢水滴花。此景已非凡俗景,更于何处觅仙家。卢江子作。”《卢江子题诗》,无年月,今存武都万象洞风洞口西壁。题诗纵30厘米,横24厘米,行书5行。


3.明·胡濙《奉访张三丰题万象洞》:“云梯直上接飞烟,万象森罗一洞天。到此了然无一事,不知何处际神仙。胡瑩书。”胡濙《奉访张三丰题万象洞》,墨书题壁,今存武都万象洞卧龙坝西壁。题诗纵40厘米,横35厘米,行书5行。诗文右下字迹渐已模糊,但款题“胡瑩书”三字清晰可辨。其书法潇散率意,墨迹清润,笔法精熟,行笔挺拔。款识题“胡瑩”不作“胡濙”,此与史籍所载不同,值得关注。在万象洞还发现另一帧题壁墨迹,内容仅书“到此了然无一事,不知何处际神仙”,亦挥洒自如,二者体势相近,疑为同时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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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濙题诗                            胡濙题句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祁晓庆副研究员对蔡副全教授的这场讲座做了简要的评议。祁晓庆副研究员提到,由于题壁书大多常年裸露,其承载面又十分脆弱,常因屋倒壁毁或风雨浸蚀而湮灭无存。因此,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及书法表现形式往往被史学家和书法研究者所忽略。而蔡副全教授能以其独特的书法视角探究题壁书文化,并置身其中亲自拓片、拍摄,再做细致复原、研究,其攻坚克难、追根求源的学术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第二场《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影响的变化》由贵州省博物馆袁炜馆员主讲,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米小强博士主持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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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馆袁炜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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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米小强博士


关于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诸国与汉王朝、贵霜之间的关系。就汉文传世史书而言,塔里木盆地诸国从属于东汉,贵霜协助东汉攻打疏勒、车师,并对龟兹有所影响。但唐代初年玄奘在游历中亚、印度,归国后所撰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言,塔里木盆地诸国曾在迦腻色迦时代纳质于贵霜。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以此结合在和田等地获得的佉卢文出土材料、佛教出土材料等,认为贵霜迦腻色迦曾经统治过包含于阗在内的塔里木盆地诸国。但这又与传世汉文史籍相矛盾。为此,有学者提出于阗曾同时隶属于贵霜和东汉的观点。另有学者经过对文献、出土文物等资料的汇总整理,认为于阗隶属于东汉的材料证据要远多于于阗隶属于贵霜的材料证据。但这些论证没有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其中很多材料之间相互矛盾。对此问题,袁炜馆员认为,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影响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中,不同的材料反映了不同时期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影响的不同。通过史料分析,袁炜馆员提出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影响是逐渐变化的,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公元78年至87年,此时贵霜协助东汉统治塔里木盆地诸国;


第二个时期:公元90年至132年以后,这一时期贵霜直接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塔里木盆地诸国纳质于贵霜,并派兵参加贵霜对印度的征伐;


第三个时期:公元150年前至公元226年,这一时期贵霜不再能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


米小强博士评议此文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大量的外文史料论证观点,文章材料丰富,脉络清晰,准确地表达出了笔者所论述的观点。其中佛教史料的引用分析成为该文的一大亮点,可见撰成此文之难度。此外,米小强博士就文章提出两点建议。首先,米小强博士认为结合其论文内容来看,文章以《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影响的变化》为题有待考究,文中仅论述了贵霜对塔里木盆地政治、军事方面的影响,未提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其次,米小强博士指出《东观汉记》作为东汉时人根据政府官方档案编撰而成的东汉当代史,史料价值高,但袁炜馆员引用其文用以论证贵霜王朝试图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的论点略显牵强,若在文中加以引申和解释,会使文章表述更加清晰明确。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就袁炜馆员的报告提出几点建议。其一,建议可将题目改为《东汉时期贵霜与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关系》或《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影响:公元78年-公元226年》更能准确的概括其文内容;其二,纠正“车师”发音应为(Jūshī),三国时期称为姑师,属于突厥语词汇。车师一词是汉文史籍对突厥语Oghuz(乌护,乌古斯)的音译,乌古斯属蒙古人种,是部落及人口最多的一个突厥语部族,也是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族;其三,评价袁炜馆员的这篇文章逻辑性强、史料充分,信息流极大,但报告时语速很快,与会学者若不提前阅读其文,难以与其产生共鸣。


第三场摩尼教“树”符号及其哲学化二元论思想》(与杨富学研究员合撰)由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馆员彭晓静博士主讲,由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主持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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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馆员彭晓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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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


在摩尼教文献中,关于“树”的信仰多见于记载,在敦煌本摩尼教文献中,更多地表现为“活树”与“死树”的对立概念,而且经常出现。惜学术界未予以足够的关注,仅有芮传明先生撰文探讨了“树”符号的象征意义。其实,在象征意义之外,“树”作为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意义要比作为符号而具有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尚少关注,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文章拟以敦煌汉文文献为基本依据,结合西亚、北非等地发现的科普特文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摩尼教典籍对“树”以及作为对立统一概念的“活树”“死树”命题所体现的摩尼教哲学问题略作探讨,冀以抛砖引玉。


敦煌文献《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下部赞》中时常出现对“树”描述,在摩尼教中,充任的是一个重要象征和哲学符号。尤其是其中的“活树”和“死树”,乃摩尼教用来表达贯穿其教义核心的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思想最贴切的象征,从而通过阐明光明与黑暗二元之间的斗争,来彰显中际时期世界明暗二宗之战的深化和继续,借由“扶明克暗”来体现人类自身的道德修养,心灵的善恶和修行的优劣,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人类自身明暗二性的强弱变化,亦将最终决定灵魂能否及早得救,复归光明天国。


首先,彭晓静博士详细介绍了摩尼教“树”信仰及其根源。探究《摩尼教残经》和《下部赞》两部文献中的宝树、常荣树、常荣宝树和活命树,体现的均是摩尼教对于“树”的礼赞。与之相反的记载则是对另一种“树”的讨伐。如《摩尼教残经》中“五毒死树”和以此生出的“暗相树、暗心树者、暗念树、暗思树、暗意树”;《下部赞》中的“五毒树”、“稠林”等,都是摩尼教中用来表现黑暗、邪恶的代名词。除敦煌文献的记载之外,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的一幅壁画上一幅三干树,可能就是“生命之树”。与之相对应的是黑暗王国,则以“死亡之树”为代表,占据着南方。


“生命之树”这一主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于世界文化之中。它是连接生命和宇宙的象征,同时也象征人性和大地,蕴含着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暗示自然和人类之间不可断绝的联系。摩尼教“生命之树”,一方面是受到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的影响,但又与佛教艺术、祆教艺术相交叉混合,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逐渐演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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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摩尼教三杆树


其次,彭晓静博士对摩尼教文献中的“活树”与“死树”的概念和其寓意做出剖析。摩尼教文献中大量运用的“树”的符号,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更详尽和生动地来阐述摩尼教的根本教义,进而明确努力的方向和修行的目标,以坚定其“扶明克暗”的信念。


最后,彭晓静论述了摩尼教“活树”与“死树”之二元论的哲学意蕴。从摩尼教的创世神话中不难看出,宇宙万物皆为明暗二宗相互争斗的产物。按照摩尼教的说法,明暗二宗在“初际”和“后际”是绝对分立对峙的,而在“中际”则是二宗相混,明暗杂糅。从宏观的角度看,明暗二宗“分立对峙——相互交织——分立对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完整过程。摩尼教把大千世界明暗二宗之战引申到人类的内心,将其转化为人类自身明暗二性的争斗,并以修身养性,劝善惩恶为落脚点,从而使其二元性显得更为彻底和典型。这正说明摩尼教在琐罗亚斯德教“善恶二元”论的基础上, 并非照搬,而是有了创新和发展。波斯两大二元神教因为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历史演变轨迹有别,也自然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


总而言之,敦煌摩尼教文献中的“活树”与“死树”概念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摩尼教使用这一象征符号,其目的在于突出摩尼拯救人类的使命,用“活树”与“死树”对比的方式,生动形象地揭橥世间善恶的区别与本质,通过砍伐恶树,栽植善树,从而更加完美地彰显出摩尼作为救世主的光辉形象,为摩尼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奠定思想基础。


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认为摩尼教研究是极为复杂繁冗的,但彭晓静博士能言简意赅的表述清楚其所要论述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可见杨富学研究员与彭晓静博士对摩尼教研究至深。谢军林先生提到,摩尼教“树”信仰,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不论是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其发生土地都离不开两河流域,其发生的故事都是离不开史诗。摩尼教“树”信仰及其哲学化二元论思想主要就是表达善与恶,寓意光明与黑暗。


文章中提及以树木来寓意美好,其实并非摩尼本人的独创,而是古代波斯固有之文化传统观念,如兴建于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二个首都波斯波利斯之接见厅遗址中就有成排的“生命之树”(如下图)整齐排列。对这一论述,谢军林先生有其独到见解。谢先生讲到,《列王纪》中每一个英雄出场的时候,都会将英雄形象喻为英俊的松柏。柏树乃百木之长,肃为正气、高尚、不朽的象征。故而谢先生认为,称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中的连排柏树为“生命之树”有待考究,或将其称为“英雄树”或者“常青树”应更为确切。再者,波斯波利斯遗址中柏树的具体数量,是否代表着《列王纪》中所有波斯英雄人物的数量也未可而知。谢军林先生认为摩尼教“树”信仰及其所包含的二元化哲学思想值得再深入研究。


彭晓静博士撰写的这篇文章,曾因这一问题内容复杂,故而从初稿到最后发表,耗时四五年之久,即使如此,仍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谢军林先生对文章真知灼见的评议,使人如沐春风,摩尼教“树”信仰一题仍值得继续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谢军林首先谈及吐峪沟石窟第42窟左壁的半白半黑人骨造像,引晁华山先生的观点认为应与摩尼教二元论息息相关,象征着人体所包含的明暗两部分。对此,杨富学研究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摩尼教对二元论的表示不用身体的阴阳,而是用两种概念化的树木,即黑暗死树和光明活树。该图像表示的应是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将半白半黑人骨像解释为禅观,不惟可证之于吐峪沟石窟,在中亚、西域等地的佛教壁画中同样可得到佐证,故而该形象应属于佛教内容。


谢军林先生又引晁华山先生观点,认为吐鲁番胜金口第4窟“生死树”图像也是摩尼教“二元论”的表现,即生命树与死亡树,或善树与恶树。对于这一观点,杨富学研究员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胜金口石窟北区第4窟后壁上部所见两棵交叉树,被称作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杨富学研究员提出,此二树一棵绘画十分清晰,另一棵树则相对模糊,清晰者为后期所绘,不清楚者为早期遗墨,被覆盖后墨色渗出,非同一时代之物,谈不上“生死树”问题;且树下所坐僧人为光头,亦不同于摩尼教僧侣的蓄发。以此论据亦足以证明胜金口石窟北4窟同为佛教石窟,而与摩尼教无关。


此次读书班的举办以线上网络直播与线下讲座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以利于各地学者能更多的参与交流。莅临会议现场的代表除上文提到的主讲人和主持人外,尚有来自各地学者的大力关注与支持。本次读书班集百家之所长,求同存异。在与会者或犀利或中肯的发言和讨论中,本次读书班活动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