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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暨《中医药文化》工作坊”在莫高窟召开

时间:2021-11-15 16:55:10 来源: 作者:文/丁小珊 图/闫珠君编辑 点击:


为促进敦煌学、中医药学的发展,深入丝绸之路中医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进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进程,敦煌研究院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已于2021年10月15日—19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暨《中医药文化》工作坊”。


此次会议,紧密围绕“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交流”展开多元、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沈阳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西安博物院;德国班贝格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甘肃政法大学、西华大学、大理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河池学院、凯里学院、天水师范学院、河西学院、敦煌研究院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等40多个单位,共计102位的专家、学者及在读研究生参会。会议主题为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内容涉及敦煌医药文献、中医学、临床医学、语言学、简牍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尤以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最为集中,会议交流文集共收录论文81篇,其中47篇论文在会议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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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集体合影(熊业腾摄影)


10月16日上午,“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暨《中医药文化》工作坊”开幕式于敦煌研究院大报告厅举行,大会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持。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研究员致开幕词,苏伯民院长指出,此次会议主题“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交流”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论文集中展现了目前敦煌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的研讨与分享,则是进一步推动了敦煌中医药学的研究与发展。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永清教授致欢迎词,称此次会议名家云集,是敦煌中医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敦煌医学“走出馆藏,走向课堂,走出经卷,走向世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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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研究员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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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永清教授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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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主持会议


敦煌(包括今瓜州县及其附近区域)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既是沟通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重地,同时也是南来北往多民族交融的区域,自古以来既是多民族聚居区,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故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在敦煌文献中,敦煌中医药文献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长期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学术会议中,敦煌中医药文化仅作为敦煌学研究中很小的部分存在,此次会议将敦煌医药文化置于丝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专题的形式出现,进一步明确了敦煌医药文化在丝路文化交流、交融、交汇中的重要意义,扩大了敦煌学研究的内涵。从参会的学者来看,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大都参与并提交了会议论文。


提交会议的81篇论文所涉内容广泛,相对集中的有以下四个方面,即敦煌与丝路医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古医学与对外关系交流、敦煌中医药文献的临床应用、各民族医药学研究以及丝路文化研究。


敦煌与丝路医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本次会议内容最集中的部分,有沈澍农、陈陗《敦煌佚方考》,张如青《法藏敦煌写本P. 3960新校释》,杨富学、任曜新《鲍威尔写本印度阿喻吠陀医学理论研究》,常蕾、刘艺侠、刘英华《汉译佛典“咀”词义考》,傅锟、张如青《读<武威汉代医简>“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札记》,李铁华、刘冉《百年来敦煌出土医学残卷研究概述》,石舒尹、段逸山、王兴伊《基于数据挖掘的〈鲍威尔写本〉治咳嗽方药分析》,王进玉《唐〈新修本草〉之前密陀僧在医药中的应用》,田永衍《敦煌出土医药文献的总体特点探析》,王国巍《敦煌新修本草研究》,王兴伊、吴冬丽《日本出土的“西州续命汤”木简医方传承考辨》,王一花、张如青《敦煌医方“犀角膏”与“神明白膏”浅析》,杨玲《〈老子〉〈黄帝内经〉“十有三”考论》,文健《敦煌出土的五种五藏论抄本再考》,杨凡《俄藏西夏文医方的剂型特色》,于业礼《俄藏敦煌一组妇人医方残片缀合及相关研究》,袁开惠、袁开智《西北汉代医简字词考辨三例》,赵小明《黑水城出土<推定儿女法>研究》,赵晓荣《敦煌遗书佛医思想的医学人类学探微》,赵雅琛、于业礼、王兴伊《医学知识的传播与改造——以<佛说痔病经>为中心》,郑豪《身在情欲与产育之间:敦煌医药文献求子医方初探》,刘英华、甄艳、刘东《早期藏文献药油疗方研究》,邹德芳、邹雯《敦煌中医药学文献英译与对外传播研究》,陈宁《古书所见“心腹疾”及相关问题考——以西北出土汉简为中心》,方勇《武威汉代医简校读札记(七则)》,马捷《碑铭济众:新见“经幢式医方碑”与〈备急单验药方〉关系初考》等。


中古医学与对外关系交流,中外医学交流是中古时期对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医一方面吸收外来医药,另一方面同时也向世界不同的地区传播,此类论文有刘英华《浅谈阿育吠陀经典翻译——以〈妙闻集〉中Hastam译法为例》,陈明《试论于阗语医书中“诃罗诃罗毒”的文化源流》,李希光、王清华《敦煌医药与对外文化交流,医药互联与文化交融:藏医与汉医的文化互鉴》,李梅霞《<黄帝内经>研究与国际传播》,刘芳超《许宝德<番汉药名>文献研究》,谭启龙《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及其〈医典〉研究进展》,王早娟《丝绸之路上香料药物流通的历史意义》,杨信良《“跨域物质文化交流视野下宋代龙眼认知的推进》,章原《异域飘香——从〈诸蕃志〉看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医药文化》邹德芳、邹雯《敦煌中医药学文献英译与对外传播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海霞《回鹘医学与印度医学的互动研究——以〈医理精华〉为例》,贾海涛《甘地与印度传统医学》,任怡君、张如青《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研究》以及杨雨诺、王兴伊、范振宇《〈回回药方〉中的麻黄应用及反映的中国波斯文化交流考》等。


敦煌中医药文献的临床应用方面与理论研究,则有李应存《敦煌泻肝清毒调气血法在疑难重症中的临床应用》,李应存《敦煌大泻肝汤的临床应用研究》,李景华《从〈辅行诀〉到〈伤寒杂病论〉看张仲景乃经方之集大成者》,顾晓霞、李应存《敦煌医学文献中部分外科医方与历代常用方剂对比分析举隅》,梁永瑞、刘馨遥、李应存、季文达、马骏《敦煌硝雄点舌散治疗冠心病的用药思路剖析》,还有多篇论文涉及古代的卫生、防疫与养生问题,如于赓哲《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思考——近代史对古代史的照拂》,任曜新《新疆库车出土鲍威尔写本中的印度阿喻吠陀养生保健》,张田生《科学主义与现代温病学建构》,董宁《闵一得丹道体系分析及田野调查比较》,黄震云《山海经谈治疗疾病和疫情防治》,蒋筱娟、雷天宇《〈夷坚志〉道教医疗故事中的医药传承》,李彤、刘春强、张岚《瑶医养生防病的“中道”思想探析》等,此类研究则是注重将医学文献与临床应用相结合。


丝路文化交流方面,则有王续琨、侯剑华、常东旭《析论文化语境中的丝绸之路研究场域》,温长松《民国时期中越药材药品贸易探析》,赵洪娟《从泼寒胡到跳於菟:祆教习俗文化土族留存考》,王续琨、侯剑华、常东旭《析论文化语境中的丝绸之路研究场域》,梅雪《利涉与李利涉关系考证兼论利涉之师玄奘》,米小强《阿富汗黄金之丘墓族属考辩》,王万平《肃南大长岭墓的多元性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通融》,杨彦鹏、谢铭《梧州市博物馆藏牛车俑所见丝路民族迁徙问题考述》,王乐庆《几件唐代文物造型与图像的外来因素再探讨》,岳亚斌、张田芳《蜀葵的医药功能与石窟壁画关系探微》,陈祎韬《敦煌石窟所见藏式佛塔摭议——以西魏285窟为例》,根敦阿斯尔《敦煌端午药俗初探》,侯世新《从唐代残疾鉴定文书看契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契约附随义务》,王万平《肃南大长岭墓的多元性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融通》,谢洋《中亚氏族公社早期城堡的起源及特点——以花剌子模地区詹巴斯—卡拉No. 4为例》,闫珠君《红靴童子——沙州与高昌回鹘艺术同源之一证》,杨彦鹏、谢铭《梧州市博物馆藏牛车俑所见丝路民族迁徙问题考述》,杨一丹《基于敦煌文化交融视角下的生命哲学构建》,张新丁《敦煌文书所见唐代淮南道行政区划的变迁》,盖佳择《摩尼教冥界主司形象探蠡》等,此类研究则是以丝路文化交流中的典型人物、或遗留风俗为中心,探讨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此外,这些论文中还有对敦煌医药文献在高校教学中的运用于实施,如杨晓轶、李应存、杨秀娟《敦煌医学在中医药文化学教学中的融入与探索》。


在大会的最后环节,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副主编李海英女士从学术史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中医药类期刊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类重要的期刊,为中医药的研究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会议期间,为增进与会学者对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背景的了解,专门组织学者赴莫高窟、榆林窟、悬泉置遗址、锁阳城遗址等文化遗产地进行调研,实乃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