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敦煌读书班”专题讲座系列1—6期成功举办

时间：2022-05-20 11:04:29 来源： 作者：闫珠君、丁小珊 点击：

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人文研究部相继主办的“敦煌读书班”自2010年10月以来，先后开展八十期，每期大体确定三位主讲人，每次三个小时，与会者可就相关问题或自己关心的学术领域与研究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参加者除敦煌研究院的相关研究人员外，尚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文博单位的研究人员、博士后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也有来自社会各界感兴趣的人员。

“敦煌读书班”的活动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为了使这一活动能够持续进行，能够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从2022年开始，我们在“敦煌读书班”之外，另组织专题讲座系列，特邀国内外著名学者主讲。自2022年1月28日至3月25日，分别举办了6期专题讲座，均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筹划并主持。兹简略介绍其大体情况于下。

第一讲《多民族国家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李大龙研究员主讲。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群大体可以分为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而两大族群的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史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国家建构的视阈下探讨两大族群的互动，不仅为研究两大族群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更有助于形成符合阐释中华大地主权建构与族群凝聚历史的话语体系。因此，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将两大族群的互动分为五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第二讲《元代八思巴著作的西夏文译本——兼谈西夏遗僧对元代藏传佛教向中原与西域传播所做的贡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员孙伯君主讲（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红芬教授主持）。敦煌藏经洞封闭，佛教在西夏又找到了一片生长的天地。西夏中后期在河西走廊盛行的藏传佛教，在元代由西夏遗僧继续向中原和西域传播。本次讲座从最近几年发现并确定的两种八思巴著作的西夏文译本入手，其一为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西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后附八思巴所撰颂赞《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鬘赞叹》，于“癸巳年（1293）神足月十五日”译自藏文本，是目前发现的翻译年代最晚的西夏文刻本，八思巴所撰“赞叹”是目前仅见的有明确翻译时间的帝师八思巴作品的西夏文译本；其二为八思巴《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上卷》的西夏文译本，藏文原本撰于阳土马年（1258）藏历九月，经李若愚研究，与八思巴同名作品可以勘同。同时，讲座还对20世纪初吐峪沟发现的西夏文藏传佛教大手印修法文本加以介绍；对元代管主八刊施《普宁藏》《碛砂藏》《河西藏》的情况，以及《普宁藏》《碛砂藏》所收“秘密经律论”的汉译本，如释智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真智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等进行考察，推测其同为元代西夏遗僧翻译的。这些元代藏传佛教西夏文和汉文译本的发现和确认，为进一步明确蒙元时期西夏遗民继续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提供了左证，说明西夏遗僧对元代藏传佛教向中原与西域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讲《穿越罗布泊——楼兰艺术考察报告》由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李青主讲。为大家分享三次赴楼兰遗址考察的经历，并结合过往整理的楼兰艺术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状况，为我们直观的展示了楼兰历史上所存在的中西方艺术辉煌的面貌。通过上百幅珍贵图片资料为我们讲述了楼兰古城所在地的历史、地理、人文、生态、服饰等文化；展示了墓葬、古城、佛塔、佛像、壁画、书法、雕塑、陶器、漆器、铜器、乐器、丝织品、饰品及相关艺术遗产以及阐述其在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与作用。李青先生长期致力于楼兰艺术、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古楼兰鄯善艺术综论》（2005年）、《形而上下——艺术实验与美术学研究》（2006年）、《艺术文化史论考辨》（2007年）、《以艺观道——美术史论与文化研究》（2010年）、《丝绸之路楼兰艺术研究》（2010年）等多种著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第四讲《楼兰古城与巴州文化》由巴州文博院陈英院长主讲。陈院长细致介绍了楼兰古城与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的文物遗存。巴州地区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典型区域，历史遗迹多、出土文物多，有不可移动文物点65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分别是楼兰故城遗址、罗布泊西南古城（LK、LL等）遗址、米兰遗址、楼兰墓葬、七个星千佛洞及佛寺遗址、察吾呼沟古墓群、扎滚鲁克古墓群、孔雀河烽燧群、营盘古城及古墓群、兰城遗址、小河墓地、巴仑台黄庙古建筑群、满汗王府、红山核武器试爆指挥中心旧址、卓尔库特古城遗址、阔纳协海尔古城、博格达沁古城、霍拉山古寺遗址。还有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73处。

巴州古籍文物与历史古迹交相辉映，共同汇入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滋养。挖掘、整理、宣传巴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于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讲《语言共同体及其形成中的价值取向》由兰州城市学院副校长、甘肃方言研究所所长莫超教授主讲。语言共同体是指能够熟练使用某种语言、方言或语言变体的社会群体，该群体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可到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小可到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语言共同体目前是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前沿课题。作为概念的“国家通用语言”虽然产生很迟，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国家通用语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到近代的“官话”，都曾是相关的重要概念。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国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三个阶段。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早在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的时代，就已初步确定。此后2000多年，通用汉字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通用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共同体”，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也是“语言共同体”，在交际和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补充。语言共同体在形成中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经济取向，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来看，语言既是公共产品，同时还是人力资本的助力器。语言的借用或转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取向有关。第二是政治取向。语言文字政策关乎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具有法定地位，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第三是文化取向。“通语”“官话”“国家通用语言”都是主体文化相对应的，是必然选择；同时，我国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民族语言、地方方言，是“重要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它们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四是情感取向。人们为了和谐相处，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会主动亲近、拉近跟对方的心理距离，或受到对方语言感染，就会在语言选择上靠拢对方，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共同体”。

第六讲《西夏文〈华严经〉及其帙号特色》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崔红芬主讲。西夏、宋、辽、金是历史上割据分裂时代，也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西夏佛教兴盛，其译经更是中国译经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丰富而珍贵的出土文献见证了西夏文化的辉煌，展现了西夏佛教文化继承延续前朝，吸收融合周边政权的文化，并对后世蒙元产生较大影响。《华严经》自秉常译成西夏文以来，西夏时曾多次施印、校勘，及至元代又再次补雕印刷，故主要在黑水城和灵武等出土了数量丰富、装帧版式多样《华严经》，有写本卷轴装、写本经折装、写本贝叶装、刻本经折装、刻本蝴蝶装、泥活字、木活字和泥金写经等。在分析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来源、版式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判断。西夏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将汉地藏经帙号标注法借鉴吸收和进行发挥。夏、汉《华严经》的帙号分为两个体系，既与汉文藏经的帙号有密切关系，又突出了西夏特色。西夏文帙号标注方法和用字并为元代印刷河西字大藏经所继承沿用。《华严经》的传播及其帙号的使用将唐、宋、西夏、辽、金、元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