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第80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时间：2022-06-10 16:22:38 来源：人文研究部 作者：丁小珊 点击：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与甘肃省钱币学会于2022年5月13日联合主办了第80期“敦煌读书班”。讲座得到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198）的学术支持。

第一讲《几件唐代文物造型与图像的外来因素再探讨》由西安博物院研究馆员王乐庆研究员主讲，青岛科技大学教授赵洪娟博士主持。

（西安博物院研究馆员王乐庆研究员）

王乐庆研究员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其一，在出土文物中，陶塑的童俑看似普通，但却往往是被带回家供拜的对象，被赋予了极为重大的思想内涵。童子状貌的罗睺罗健康活泼、天资聪颖，其形象和内涵与人们祈求早生贵子的期望相吻合。到了后期，这种孩童形象逐渐与“一蓬多子、华实齐生”的莲花组合在一起，使得该题材更具生命、繁荣、丰饶的审美内涵，故得以盛行多代。直至现在，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有这种祈得孩童俑回家供奉的情况。

（唐代襁褓俑）

其二，关于唐代铜盘里的波斯神兽，就目前研究来看，关于森木鹿、思摩夫、风伯飞廉、格里芬、凤凰、不死鸟，还有粟特绘画中代表“fam”（神的荣光）一类的象征物，它们的区别竟是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和结论。

其三，对于“都管七个盒”六瓣银盒的用途，已有的研究结论中提出了佛教礼仪用品、唐朝廷制作一赏赐臣下、南诏朝奉品、舍利供养函等多种说法，而盒面“骑象人”图像的单独阐释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舍利函用途的文化因素，为更准确解读该银盒所蕴含的深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都管七个盒”六瓣银盒）

其四，被命名为“说唱俑”的陶俑造型与外来的幻术是否有所联系？其身上所裹类似“包袱”的行头，是否用来藏匿道具和耍把戏用具的包裹布？而最初意义上的“抖包袱”是否和此类说唱俑有着一定的关联？都需要新的资料和新的发现来加以佐证和准确定义。

其五，在出土器物中，和狩猎题材密切相关的“安息射”类的图像频繁出现于金银器、三彩、石椁等遗存中，而与战争相关的“回马枪”题材却十分鲜见，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普遍崇尚和平生活、娱乐心态浓郁以及狩猎活动在唐代的极度盛行，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外来题材的新奇推崇和对外文化的积极包容与接纳。

最后，她强调图像记录历史，映证历史，每件出土物的造型与其上刻画的图像都有它各自的意蕴与内涵，都有它背后隐藏的故事，解读它的艺术源流，还原它的文化本意，挖掘这些文物背后所沉淀的故事，不放过一丝一缕的历史线索，以出土文物印证文献记载，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承脉络，这样才能知来处、明去处，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讨论环节，王乐庆研究员就宋代时期很多题材也运用到了年画领域，这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的提问做了相关解答。她指出我们现在的年画，包括宋代的一些，都是根据磨喝乐演变而来的，而最早磨喝乐是佛祖之子，在传到中原后人们将其背景虚化，其形象可爱，或是抱鱼、或是抱动物、或是戏水，因此它慢慢有了祈子的一些功能。现在孕妇家中悬挂年画一类的东西是与最早的磨喝乐崇拜是有联系的。

第二讲《祁连山岩画——历史、文明、文化与信仰的图像志》由裕固族作家、诗人杜成峰主讲，兰州财经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甘肃省敦煌学会副会长高启安博士主持。

（裕固族作家、诗人杜成峰）

杜成峰先生指出河西走廊是甘肃岩画主要遗存区域，例如嘉峪关黑山岩画，其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有人物、动物及其各种活动场面。这些岩画诉说着远古黑山牧民真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其动物岩画属性的生存特质直接证明了远古黑山地区生态植被、气候及水域的一个环境特征。黑山先民用凿刻岩画记录的方式，传递了人们相互表达社会实践、领地权属、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的诸多交流信息。

（黑山四道股形沟大型舞蹈（操练）岩画）

黑山岩画所反映出的各种活动场面，成为研究黑山远古居民社会结构中反映生产、经济、宗教、艺术思维等领域珍贵的佐证资料。在丝绸之路还没开通之时，草原文化大道早已形成。在这个传播带上，远古猎、牧人尾随庞大的动物群，逐水草而居，东徙西迁，南来北往，岩画的创造从未间断。纵观游牧者苍劲的历史，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沿着丝绸之路和新亚欧大陆桥，带着强大的生命力，向世界各地传播。在我国广袤的北方草原上，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岩画资源，先民们用岩画镌刻记载着游牧民族发展变迁中的美丽瞬间，描绘着大自然中的生生不息、繁育绵延，孕育出灿烂的草原文化和人类文明。因此，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是解读华夏文明和史前旧痕的钥匙之一，被众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和学者寻觅考证。他们的找寻和解读无一不从大地上遗留的古老艺术语言入手。原始社会出现的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表现风格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岩画是远古时代人类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岩画中的各种图像构成了文字发明以前人类最初的社会史文献，成为后人研译远古人类社会早期文化现象的重要课题之一。

（古浪大靖昭子山岩画——臣服）

地处祁连山北麓腹地的河西走廊是人类早期文明诞生、传播、交融的重要通道，而岩画是河西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河西走廊各时期人类活动的连续性篇章。河西走廊岩画在河西走廊人文历史考古、区域文化展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应在管理、保护、研究、展示与开发利用上自成体系。岩画是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岩画资源长期遗存在野外，得不到科学有效的保护，正处在加速消失状态。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一资源，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保护、研究、展示的专门机构势在必行，也符合当前岩画管理与保护的客观要求，是最终解决岩画的实地管理与保护、乃至开发利用的一揽子方案。

在讨论环节有听众提问：祁连山岩画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肃北岩画的一些因素在肃南岩画中也有出现，这会不会是一个文化因素的流变传承？杜成峰先生认为它们之间的艺术形态、艺术风格、凿刻方法是有关联的。但其民族属性、所属部落是无从考证的。因此，只能从其艺术风格来看，北方岩画大多相似，但无法判定其族属。

（祁连山肃南岩画）

在回答“祁连山岩画、贺兰山岩画与世界上同期岩画相比较，有何联系与不同？”的问题时，杜先生指出祁连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都属于北方岩画的范畴，包括形式、岩画内容。如果要与世界上同期岩画的比较，要从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类生存的地域环境来看，例如当时动植物的分布、人类生产生活技术的先进程度、所依赖生存的自然环境它所描绘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而南方和北方的岩画系统，南方多表现为舞蹈、祭祀一类内容，北方则表现为狩猎、战争一类艰苦的野外生活。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取决于古代人类所处环境的一个好坏。它们之间的艺术风格很多都有类似之处，在祁连山岩画中发现的图像和新疆天山岩画中的一些图像完全吻合、完全相似。

第三讲《由观音施钱图看莫高窟第3窟的时代》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讲，贵州省博物馆袁炜馆员主持。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

莫高窟第3窟为敦煌晚期石窟中唯一以观音信仰为主题的洞窟，壁画之精美堪称极品。其西壁龛为一尊摩利支天塑像。在敦煌壁画中，摩利支天以富婆形象出现，象征财富，可以与观音的散施钱财相对应。他指出第3窟壁画中所施财物没有一枚是圆形方孔钱，明确可以辨识的有一枚象牙、二株珊瑚和众多圆形珠宝，另有五角形物、哑铃状物各一，在宝物中间有三枚方形块状物。宋元时代，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其形态多为银锭或元宝，而西夏国时代的流通钱币均为铜制或铁制的圆形方孔钱，未见有银钱流通。由此可见元代通行银钱，西夏通行圆形方孔钱，而莫高窟第3窟观音所施有宝物有银钱，独无圆形方孔钱。因此，该窟时代为元代当无误。

（莫高窟第3窟观音菩萨像）

（观音菩萨手中流出的钱财）

另外，壁画中的飞天面貌特征为消失已久的西亚风格，这与元代时期敦煌一带多色目人而且有着较高地位有关；画中神佛的衣冠与元代的佛教、道教壁画接近，菩萨形象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该窟西壁龛内南侧与北侧都绘有并列侍立的菩萨两身，但每组菩萨姿态各不相同，构图不对称，姿态也无规律可循，未出现大侧面的菩萨像，从构图上讲完全不符合唐宋中原绘画的构图特点，锁了些许随性洒脱之风，当与元代社会环境与时代风尚有关。这些因素亦可为莫高窟第3窟营建于元代提供佐证。

在讨论环节有听众提出：元代中亚早无佛教。中亚色目人基本是穆斯林，也就不会画飞天了吧？杨富学研究员指出他曾在《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一文中有提到，元代时敦煌穆斯林是很多的，最出名的如《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上的施主很多都是穆斯林，这是元代敦煌的一个特殊现象。穆斯林来修筑佛教建筑是元代的一个景观。所以，很多人认为蒙古人去了中亚、西亚以后是伊斯兰教的破坏者，实则不然，伊斯兰教一直把蒙古人当作他们最大的保护者，这是元代特有的一种现象。

（甘肃武威发现银锭）

袁炜先生进行评议是指出白银货币在当时价值很高，普通民众很难见到。如果是面向社会大众开放而没有铜钱的话，时代为元代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在元代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大量的铜钱是禁止使用的，只有银来作为货币。不像西夏，平民只能见到铜钱、铁钱，而见不到银。他指出对于论证西夏有没有使用银锭这部分内容，现在学界的争议较大，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他认为用这种是社会更普遍使用的货币入手，还是很有道理的。西夏主要以方孔的铜钱铁钱为主，元代是以交钞和白银货币为主。

此次学术交流结合网络会议完全采用线上交流的模式，共有300余人参与此次“敦煌读书班”活动。在讲座期间，学者们通过语音或视频的方式与异地学者展开深入探讨。加之课题组成员的参与，使得学术氛围极其浓厚活动顺利的开展有赖于学术界各位学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以及求知的热忱，同时也期待“敦煌读书班”能够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