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当现代科技遇上古代艺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传承

 

    茫茫戈壁中的敦煌绿洲，为沙漠增添了一抹亮色。古称沙州的敦煌，为什么会形成这么灿烂的文化交流成果?敦煌研 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进行讲座，分析了敦煌之所以产生如此灿烂的文化的原因，以及现代科技在敦煌石窟保护的推动作用。

 

    一. 敦煌石窟的历史

 

    敦煌的兴起主要依靠地理和文化两个优势。一是地理优势：敦煌是一个绿洲，从这里向西，是茫茫无际的戈壁沙漠，旅行者需要在此准备给养。同时这里也是西域以东的重要中转节点，很多贸易在此完成，因而这是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二是文化优势：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两关(阳关、玉门关)控制着丝绸之路的咽喉。一方面国外商旅、使者带来了波斯、希腊、印度等地的文明，将佛教传入中土，多元文化充分交流;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凉州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中原和西域文化在这里交汇，成就了敦煌的文化优势。

 

    中国很多著名的石窟寺，例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是由皇家资助建造的，而敦煌莫高窟的形成，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行为。王院长认为是两条河流造就和延续了敦煌艺术与文化：一是自然之河宕泉河，祁连山上融雪形成的河流，长年冲刷形成了特殊的地质条件。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为开凿石窟创造了场地;二是心灵之河，当地民众的诚敬供养。

 

    敦煌石窟艺术是古人精神世界的生动体现。莫高窟的早期壁画更多地表现一些坐禅修行的人，说明当时人们更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反映了西域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可以看出，佛教刚传入中土时，没有特定的形象以供膜拜。当希腊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碰撞之后，形成了犍陀罗艺术，佛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之后便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朝拜的壁画，说明人们向佛祈福，希望生活幸福，免于疾病。当时的一些壁画，如舍身饲虎，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也反映了宗教在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联系的作用。到了唐代，经变画出现。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绘画是最好的宣传活动，让看不懂佛经的人，通过绘画，对佛法产生无限的敬意，从而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其中的很多壁画，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过长期的演变，敦煌形成了每一个洞窟都有固定供养人进行修缮和保护的模式，他们诚心奉养着这里的土地和文化。在嘈杂的物质世界当中，他们找到一块精神的安歇之地。很多壁画里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供养人形象，从这些壁画中可以分析出很多当时人的心态变化。早期的供养人大多出现在壁画的边缘，甚至很少出现。晚唐五代之后，供养人形象逐渐增多，而且形体也逐渐变大，说明人性的欲望在逐渐占据上风。佛教形象的减少，表明佛教在当地逐渐走向衰落。

 

    明清以降，丝绸之路不再通畅，莫高窟也逐渐被废弃并遭受浩劫。清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很多关于佛经、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重见天日，但也招致西方列强的觊觎，大量经卷、壁画被劫掠。虽然清政府也努力存留下了一部分书籍，但外国“探险家”肆意破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对莫高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浩劫。他们盗走的文物，大多是佛教艺术的精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1924年白俄军队流窜至敦煌，被当局安置在莫高窟附近。这些流寇在洞窟内做饭甚至涂鸦，对壁画的危害无法估量。

 

    二. 敦煌石窟的保护与传承

 

    抗战时期，于右任先生认识到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保护敦煌的计划，建议将敦煌划归入政府统一管理，建立敦煌学院，他提出的保护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到现在看来都非常先进，这对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与传承有历史性意义。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先生任首任所长，建国以后，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

 

    老一辈敦煌人克服困难，不断努力，在战争年代里保护了敦煌的文物。为防止人为破坏，他们建造围墙以使当地百姓有序参观。常先生也组织工人对洞窟进行了一些支护和加固的工程。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无法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石窟的保护陷于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才逐渐走向正轨。莫高窟当时面临严重的风沙威胁，常年保护工作的重心就是清沙。从最初的筑墙挖沟到后来的造林植草，不断地寻找方法，使用简陋的工具，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常规的崖体加固和防沙治沙工作之外，莫高窟的科技保护也开始起步。

 

    六十年代捷克的文物保护专家短暂地指导过石窟的保护工作，敦煌的工作人员根据捷克专家的方法，总结了一些关于壁画保护的材料与配方，使得后来壁画及彩塑的科学保护成为可能。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成为后来保护壁画、彩塑方面的专家。

 

    三. 敦煌研究的理念与实践

 

    1985年以后，为更好地保护石窟和壁画，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国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如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微软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等等密切合作，既培养了大量高水平文物保护与传承应用人才，也总结出“保护基础、研究为核心、弘扬为目的”的三大理念，对敦煌文化艺术进行一体化的价值挖掘、保护与传承利用。

 

    (1)保护是基础

 

    文物保护是利用科学技术与管理手段，延续文物生命的过程。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管理也是重要的保护手段，管理中也有技术因素，所以两者是相互交融的。文物保护工作要注意分析文物本身的特点，对操作慎之又慎。敦煌石窟的保护经验不断累积，技术也经过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有的保护过程。先对价值进行认知，之后根据价值的高低，将文物或遗址保护起来。首先了解影响莫高窟保存的自然和人为破坏因素，病害产生的机理，记录病害分布、病害类型，形成多学科内容的认知。然后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大量的实验，经过评估之后，再把最后的方案，进行实践。实验过后，还要进入评测过程，对保护效果加以监测。

 

    保护监控主要是对降雨、风沙、地震、洪水、岩体结构等自然影响因素的监控，以及对人为影响因素的控制。2015年莫高窟全年接待游客115万人次，如此巨大的人流对莫高窟的保护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2014年之前，莫高窟在旅游旺季会出现人流量猛增的情况，导致各个洞窟拥挤混乱，在狭小环境内脆弱的壁画容易加速劣化。通过大数据分析，现在敦煌实行“单日总量控制、网络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体洞窟参观”的参观模式，严格执行6000人次的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制，与限流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把人为影响对文物的伤害降到最低。

 

    (2)研究为核心

 

    敦煌壁画不仅对研究佛教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这些壁画还是重要的历史史料，盛唐时期各窟壁画上有很多楼宇画面，可以为复原唐代的房屋提供参考。日本受到唐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敦煌的佛教艺术，对于中日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随着敦煌保护的不断推进，敦煌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价值挖掘也更加全面。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项指标，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处之一，弥足珍贵。

 

    另外环境治理和土遗址保护研究，敦煌人也有自己的心得。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1991年之前，每年的清砂工作是保护人员的主要工作，现在通过技术的改进，可以把这些风沙的量，减少90%以上。

 

    (3)弘扬为目的

 

    让更多人认识敦煌，让敦煌走向世界，将敦煌艺术宝库分享给全人类，体现包容共享的丝路精神的心态，不断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敦煌研究的目的。

 

    数字敦煌，是敦煌学研究、保护、弘扬的重要媒介，是敦煌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此敦煌研究院专门成立了数字敦煌领导小组。数字敦煌背后涉及技术研发与应用、数据信息编目、知识产权的维护、信息安全，保障数字敦煌等方面的内容，既能保证信息的安全，又可以合理利用。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敦煌已经实现了30多个洞窟的免费信息共享、复原和虚拟展示。此外，敦煌研究院促也推出了有关敦煌壁画的动漫和相应的衍生品，以更加贴近生活地推介敦煌艺术。

 

    新技术为游客和研究者带来了新视角。对于过去很难观察的壁画，现在依托数字拼接技术，整体的效果一览无遗，可以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尺寸很大，在现场观察显得局促，而在数字化后观览起来十分便捷。但是对于数字采集壁画彩塑信息，有其局限性。只能看到表面的一些信息，无法采集更深入的信息。总体看来，数字采集方法需要不断探索与完善。

 

    在基金会和政府支持下，敦煌还成立了数字敦煌国际咨询委员会，各个国家分享自己的保护经验，为这里的保护工作添砖加瓦。在数字敦煌的基础上，要建立起一个综合的保护体系，从环境监测，到环境的控制，病害的治理，实现资源的共享，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资料。此外数字敦煌还要建设为交流互建的平台，承担起建设包容文化的责任，邀请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宗教背景的年轻人来研究敦煌，交流思想。发展数字敦煌，要将敦煌所有洞窟更加合理的使用起来，发挥更大的研究价值，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来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