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第三期）

 

    12月28日上午，应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和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副院长在敦煌研究院兰州院部敦煌艺术馆分别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上的唐风古韵——丝路考古工地与唐诗创作现场》和《敦煌艺术与丝绸之路文化》讲座。此次讲座由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副院长主持。来自敦煌研究院兰州院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各界的文史爱好者百余人聆听了讲座。

 

 

    朱玉麒教授开讲的题目是《一带一路上的唐风古韵——丝路考古工地与唐诗创作现场》

 

    朱教授主要对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上发现的唐诗和吐鲁番文献中的唐诗作了概要介绍，并解析了这些唐诗创作的历史背景。

 

    首先，朱教授引申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在陈述李希霍芬关于“丝绸之路”的定名，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时，还通过例举“卡尔莱战役”等事例，说明西方世界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来认识中国丝绸的。其旨意重在强调“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世界的交通路线”。

 

    其次，朱教授简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其交通路线，并以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黑石号”唐代沉船为例，解析了这艘沉船上所装载的长沙铜官窑瓷器上题写的唐诗。这些唐诗不见于传世典籍，故被称为“唐诗的弃儿”，但这些唐诗对了解民间诗歌创作有重要意义。朱教授运用对比的方式，生动说明了瓷器上的唐诗与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王维、高适、李商隐之相关诗作的相近点。如“黑石号”沉船出土的一件瓷器上的唐诗云：“八月新风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而白居易《问刘十九》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或许这批唐诗就是民间诗人依据名家作品再行创作的成果。

 

    再次，朱教授又从海路回到陆路，集中阐述了吐鲁番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他明确指出，虽然从文献的完整性和材料的丰富性方面来说，敦煌文献优于吐鲁番文献，但吐鲁番文献也有其独特性，因为它仍在不断地被发现，单从可持续研究方面来讲，具有自身优势。朱教授又从吐鲁番文献中的《诗经》、废弃的官文书、官文书背后的南朝诗歌、唐代诗人岑参的材料、唐玄宗的诗歌等多方面阐述了吐鲁番文献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介绍吐鲁番出土的南朝诗歌时，朱教授点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如古人往往通过抄写像南朝或隋代佚名诗人《咏月》等诗歌来习字，而且，在抄写时，都保持每个字连写三遍的形式。如果结合现在小学老师也多让学生连抄三编生字来增强记忆的方式考虑，称这种抄写法为中国传统最佳记忆法当不为过。此外，他也指出，吐鲁番的唐诗具有“南朝化”风格，这也表明了吐鲁番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

 

    最后，朱教授总结说，考古使古代文学动态的过程得以展现；考古使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史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大量的丝路考古印证了丝绸之路既是经济贸易之路，也是文化影响和交流之路。

 

 

赵声良副院长的讲座题目是《敦煌艺术与丝绸之路文化》

 

    赵先生以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和莫高窟第296窟的过桥商队为开篇，讲述了丝路的凿空与繁盛。并强调说，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方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尤其对中国、印度及中亚诸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丝路的开通，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开始途经敦煌传入中原。很快，兴盛于印度和中亚的佛教艺术也沿丝绸之路传播至敦煌与内地。正因为敦煌地处丝路要冲，所以它的佛教艺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赵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敦煌石窟的建筑型制受到外来影响。在早期的敦煌石窟中，既有像第268、285窟等禅窟，也有像第254、257窟等中心柱窟。这两种窟形都受到印度的影响，具体而言，禅窟近似印度的毗诃罗窟，中心柱窟则是由印度的支提窟演变而成。此外，赵先生还将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响堂山石窟中的盝形龛与犍陀罗佛教雕刻作品进行了比对，认为中国兴盛的盝形龛和圆拱龛是犍陀罗佛教造像影响的结果。

 

    二、敦煌石窟佛教雕塑的外来影响。赵先生运用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罗列印度、犍陀罗地区、和中国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中的交脚菩萨、思维菩萨、佛坐像、佛衣样式等，说明早期中国石窟中的雕塑造型和服饰受到犍陀罗和印度马图拉佛教艺术造像的影响。同时，他指出，莫高窟隋代的彩塑质朴而雄浑，深受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影响。

 

    三、敦煌早期壁画中的人物受印度壁画技法的影响。敦煌早期石窟中的佛、菩萨、故事人物、天人的晕染法与阿旃陀石窟中的菩萨、飞天的晕染法很相似，都是以凹凸画法表现人体的立体感。这种晕染法被称作“西域式晕染法”。

 

    四、古希腊的天使与佛教天人。在古希腊的雕塑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双翼的天使。这种造型的人物也见于犍陀罗的佛教雕刻和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只不过，在佛教世界中，他们被称之为天人。另外，在新疆和田达玛沟出土了一些手托花绳的天人，赵先生将这些壁画残片的整体结构进行了复原，并推断他们与犍陀罗雕刻、犍陀罗舍利容器上肩扛花绳的天人造型有渊源关系。

 

    五、从忍冬纹到卷草纹。敦煌早期石窟中出现丰富的忍冬纹装饰图案，其实，这种植物纹样可溯源到西方的棕榈叶纹。这种纹样在公元前7世纪的尼维亚宫殿、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陶瓶上都有描绘。后来，这种纹饰沿着丝绸之路东渐，出现在了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中。而且，其样式不断推陈出新，至隋唐时期，逐渐演变为流行的卷草纹。

 

    六、独特的联珠纹。时值隋唐的敦煌石窟中大量出现联珠纹，分联珠狩猎纹、联珠对马纹、联珠莲花纹等多种样式。这种图案纹样可能来自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

 

    最后，赵先生总结说，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既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结晶，又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融取得成就和所作贡献的记录，从中国佛教艺术中可以摸索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轨迹。

 

    讲座之后，现场听众就感兴趣的话题与两位主讲人进行了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