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夏石窟研究”课题系列讲座在莫高窟举办

     近期，由敦煌研究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课题组织了“敦煌西夏石窟研习营”2017年第二次石窟考察活动，敦煌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课题组成员对敦煌地区的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中的西夏时期洞窟进行了系统的调研与考察。敦煌研究院院领导和科研处对本次考察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12月27日，敦煌研究院邀请课题组主要成员浙江大学文化遗产院贾维维博士和四川美术学院常红红博士在莫高窟保护研究所二楼报告厅分别作了题为“甘肃瓜州榆林窟第三窟壁画的图像、文本与内涵”和“东千佛洞第二窟图像释读及其对理解西夏佛教的意义”的学术报告，我院文献研究所赵晓星研究员主持。

 

    贾维维博士介绍了党项民族的佛教信仰、十一世纪取经求法热潮等党项与中原汉地佛教交流互动的历史背景，进而对榆林窟第3窟整窟图像的基本内容、文本传承、图像传播路径、流行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榆林窟第3窟的图像配置及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以榆林窟第3窟为代表的西夏石窟密教题材壁画，是西夏民众在河西走廊地区原有造像传统基础之上，融合本民族信仰倾向和东印度图像传承体系而对佛教艺术做出的全新阐释，与五代宋之前的敦煌石窟密教相比，具有风格鲜明的艺术特征。看似突兀、孤立的域外密教题材，背后隐藏的是其在敦煌本地深厚的信仰基础、西夏“圆教”体系的强大包容力和11-13世纪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史。这些密教题材仅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被赋予全新的图像志特征，而在宗教内涵和图像功能方面则和同期显教题材一样，在“净土信仰”体系内的各种忏悔、葬礼和荐亡法会仪式中得到圆融统一，适应了唐宋以来中原内地较为盛行的“信仰性仪轨性”佛教的发展形态。

 

 

    常红红博士对东千佛洞第2窟的灵鹫山说法图、八塔变、真实名文殊、顶髻尊胜佛母、施露观音、施宝度母、水月观音、行道药师等图像进行了释读，并对这些图像的来源、文本传承、功能配置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第2窟壁画中的这些图像均能从藏文文献中找到对应的成就法或经典依据，其中救八难观音、救八难度母、顶髻尊胜佛母等图像，皆出自阿底峡传承的噶当派成就法，或与藏传佛教噶当派有关。东千佛洞主室新译密续图像并非孤例，西夏仁宗时期新译密典《文殊真实名经》、《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书插图中保存有同类图像。该窟后室是一个超度亡者的专门空间，图像受中原汉地影响较大。本窟还留存有几铺并不见于西藏和汉地的“图像孤本”，可能由印度传入西夏。第2窟对印度、西藏以及唐以来敦煌乃至于辽代不同传统的图像、风格的吸纳，反映出“圆融”已成为当时西夏佛教的核心思想。

 

 

    西夏王朝前后延续190年，在敦煌地区各石窟进行了大量的重修、营建活动。由于资料的缺乏，敦煌地区西夏石窟的分期断代、图像释读等问题一直都是研究工作的难点。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石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贾维维和常红红两位博士分别以西夏时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代表洞窟作为单窟研究的对象，对洞窟内容、图像传承、经典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次讲座后，我院学者与两位主讲人就敦煌西夏石窟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使大家对11-13世纪汉藏佛教艺术交流大背景下营建的一批西夏洞窟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