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轶事 ——缅怀为石窟工作而牺牲的人

时间：2018-03-14 10:19:05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孙儒僩 点击：

题记——

今日恰逢惊蛰，下月初即是清明。我们应该缅怀为石窟工作而牺牲并埋骨沙丘的人们。

两位为石窟工作而牺牲的先生，时隔五六十年，我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因是亲身经历，且为牺牲者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虽是令人伤痛的往事，但深刻的记忆印在脑子里，无法抹去。

（一）李仁章之不幸

我老伴李其琼于2012年过世，次年安葬在莫高窟陵园里，那里有过世的院领导和众多的男女同事，其中一座墓碑上书写“李仁章同志之墓”。对于李仁章同志为何人，做了何事，现在的莫高窟人也许不知道。

话得从头说起，上世纪60年代常书鸿先生及所里的同事都觉得，1966年是莫高窟建窟1600年，应该有所表示，最好是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的莫高窟艺术展览。经常书鸿所长请示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部长的答复是“你们极积筹备”。所里经过商讨，为了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年艺术展，需要一些新临摹的壁画和彩塑作品。

当时是1964年，距离展览只有两年时间，所里觉得时间紧迫，人手不够，于是向鲁迅艺术学院请来了三位搞雕塑的教师，两位女的，一位男的。男教师叫李仁章，很年轻，性格开朗活泼，据说是个红小鬼，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两位女教师在第328窟临摹塑像，李仁章老师在第419窟临摹隋代菩萨塑像。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晚在收音机听到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家都欢欣鼓舞，第二天早饭前后李老师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在去洞窟的路上都在哼哼着歌曲。他工作的第419窟前面正在进行加固工程，施工面正好在第419窟前，施工的脚手架及坡道也在附近，上下洞窟非常方便。李老师在窟内工作很专心，一上午都没有出来过，直到午饭时间工人下班回去吃饭，我也从附近往回走，忽然听见有人惊恐万分地大叫：“出事了，快来人！”还没有回到饭厅的人们，急忙返回窟前，看见有人在第419窟下的脚手架下抬了个人出来。原来是李仁章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人已经动不了，伤势看来很重。不知道是谁安排把所里的卡车开来了，人们七手八足很快把李仁章抬上汽车。他的身体下是行军床，并给垫上了被子。车上已经有七八个年轻人，我在车下，听见李仁章轻声说“我冷”，声音非常虚弱。车子很快启动，把人送到了县医院。

大概在下午一点钟之后，有人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李仁章伤势严重，没有明显的外伤，但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正在医院继续观察，情况不太乐观。”没有随车进城的人们心情都很沉重，都在办公室等电话。

直到下午四时许，电话告知李仁章已经停止呼吸，宣告死亡。人们一下子僵住了。虽然李仁章与我们相处不久，但他生前这段日子的生动形象却还历历在目：年轻、健壮，生气勃勃，怎么一下子生命就消失了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常书鸿所长当即给沈阳鲁艺打了长途，通知了这不幸的消息。我不记得是马上买的棺木还是请木工赶做的，美术组的画家们还精心作了彩绘，把死者装殓入棺，等待鲁艺有关领导及家属的到来。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鲁艺副院长来了，告知家属同意不把死者带回沈阳，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去。

敦煌及附近没有火葬场，常书鸿所长把任务交给办公室主任王佩忠和我两个人。我又找到窦师傅，经过商量决定在现在陵园附近的一处陡坎处挖一个土窑火化。土窑深两米多，在窑的下面堆了几百斤干柴，中间有一排粗钢筋。找了些工人把李仁章和棺材一齐抬来，在场的几个人每人喝一口酒，然后打开棺盖，尸体已经变形了，气味也大，就把尸体放在窑中的钢筋上。为了提高窑里的温度，上面又摆了一些炕面子，最后封了窑。点火之前，洒了一些汽油，我们还口中念叨着：“李老师，我们要送你走了。”点着火后，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人来到火化窑，把炭灰和骨灰一起扒出来，选了些白色的小块的骨灰装了一小盒，交给常书鸿所长。常所长又转给鲁艺的副院长。大一些的骨头，装了一木箱，另埋在沙丘上。我们完成了任务，但我精神上感觉很沉重很压抑，因为我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死人，这次不但见了，还亲手火化并清理了尸骨。好在时间逐渐冲淡了这种情绪。

李仁章家中还有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及幼小的孩子，除了一次抚恤之外，所里还为他申请了烈士的名誉，抚养他的孩子到18周岁。这也算是我们所里尽了点关怀之责。

（二）倪思贤之死

1959年“大跃进”时期，武威决定修建黄羊河水库。水库完成后，天梯山石窟的下层将被淹没，有关方面决定搬迁石窟文物，并指定敦煌文物研究所及省考古所组成工作队紧急进入天梯山进行搬迁前的调查、壁画临摹及测绘、考古发掘。当时已经是1959年10月下旬了，我所美术组及保管组的大部分人员、省考古所的有关人员参加了这项工作。两个单位近二十人全部住在水库工程指挥部，距离天梯山大约3华里。

天梯山石窟大部分离地面很高，约有四五十米，上山的路非常险峻。美术上段文杰、李承仙、万庚育、何静珍和我都在第1、2窟工作，张学荣、窦占彪在下部一些石窟剥去壁画；省考古所的张鲁章、倪思贤等在一处石窟塌方区进行清理发掘。因水库大堤即将完成蓄水，我们也只得加紧工作，李承仙决定加夜班进行工作。当时生活已经开始困难，每天几次往返，人们疲劳不堪。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大家正分头工作，省考古所的人员在当时称作“塌湾”的地方做发掘工作，我们突然听到下面惊慌地大喊：“出事了，倪思贤掉下去了！”我们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谁说了句“赶快下去”。山路不快，又不敢快，只得小心翼翼地下山，又赶快跑到倪思贤出事的山脚那，只见倪思贤仰面朝天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省考古所的同事们一直在喊：“老倪？老倪？”但毫无回应，这时张学荣叫我：“老孙，你赶快到工程指挥部请大夫来。再带一床褥子来。”事出突然，我也没有多想，一路小跑到指挥部医务室，气喘吁吁地给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提上药箱快步向天梯山奔去，我这时才想起到哪里去拿褥子呢？我不知道倪思贤住在哪里，只得把我炕上垫棉絮抱上就赶快跑，很快追上了医生。

我和医生赶到出事的地点，医生药箱都没有打开，出事的情况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把倪思贤的眼皮撑开看看，说“不行了”，有人说“你打一针强心针吧！”医生说“没用的”，转身就走了。

人们就定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后来有人从大佛旁的房子里取来个门板，把我拿来的棉絮铺上，省考古所的人员把倪思贤抬到大佛旁一个小洞里放下，张学荣对我说：“老孙，今晚你和考古所的张鲁章二人来看守倪思贤。”

当晚我穿得厚厚的，同张鲁章来到大佛旁的小洞，倪思贤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思绪万千，老倪虽不是我们单位的，但毕竟一同在这里工作，刹那之间生命就结束了，生命无常啊！我和张鲁章无法呆在小洞中，只得在大佛旁几间民工住宿的房中休息，那里有一个大炉，稍微暖和一点。我俩坐在炕沿上，过上一会，就打着手电去看死者，怕有老鼠去打扰。回到屋里，张鲁章坐在地上，下面有一个水泥袋子，一会我听见老张在抽泣，我低声叫“老张？老张？你怎么了？”老张说：“我迷糊了。”就这样，我俩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常书鸿和考古所的领导以及老倪的家属从兰州赶到天梯山。

伤痛之事就不细说了。但是，我有个为难的事，晚上睡在炕上，下面没有垫褥，只有一床床单，只好被子垫变面盖半面。虽然感到寒冷，好在炕上挤满了人，我只好咬牙忍受。我们的领导也不过问，好像他们就不知道我晚上是如何度过的。当时我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困难只得由自己承担。我总算还活着，不幸中也有点可幸吧！

2018年3月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