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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敦煌-伯克利学术研讨会”要点综述

时间:2018-07-16 09:27:57 来源:敦煌研究院 作者:文/宋焰朋 点击:

          

“敦煌-伯克利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7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举行。本次会议是由敦煌研究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敦煌基金会共同主办,由我院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敦煌学信息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中,共有来自美国、中国、斯里兰卡的14位专家学者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两大方面。现将这些报告的要点综述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图像研究方面


张元林(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风神的复合体:莫高窟285窟摩醯首罗天形象》强调了风神的图像元素。文章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重点分析了第285窟摩酰首罗天图像的构成元素,认为这一图像实际上是一个不同类型的风神图像元素的组合体。首先,三头多臂的摩醯首罗天同时又是袄教的风神韦什帕克,而作为其坐骑的公牛也是古巴比伦风神、印度教掌管风暴的湿婆神和贵霜王朝风神图像的特征之一。其次,摩醯首罗天头冠中又出现了手执风巾的风神;第二,通过与丝路沿线发现的类似图像的比较,对这些风神图像元素的传播路径进行了追溯,并论证第285窟摩醯首罗天图像的绘制者既不是直接来自印度本土,也不是来自中国内地,而是来自像中亚地区,如粟特地区;第三,提出一个争议性论题:第285窟的摩醯首罗天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佛教护法神,还是兼具风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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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285窟,摩醯首罗天


Sanjyot Mehendal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在《敦煌艺术中的伊朗元素:意义及传播》的报告中首先提出联珠纹图案最早应出现于萨珊王朝时期(3-7世纪)一些织物图案上,这种图案的传播路线主要通过中亚的贸易网络输入敦煌;其次探讨了古波斯、粟特和隋唐时期的文化互动并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何种因素促使联珠纹图案在当时广为流行?具体的传播轨迹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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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420窟,联珠纹图案


沙武田(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图像——以敦煌画商人遇盗图为中心》梳理了敦煌石窟中“商人遇盗图”在《法华经变》与《观音经变》的表现,认为洞窟壁画和绢纸绘画中看到的各类表现观世音菩萨“怨贼难”的“商人遇盗图”情节画面,均是对以上经文的图像诠释。作为图像文献的敦煌画商人遇盗图,以形象的绘画艺术为形式,在佛经文字语言的规范下,通过佛教信仰的媒界,把隋至宋、西夏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粟特胡人为主的商业活动中颇为惊险的一幕定格在不同时期的洞窟、壁画、绢画和纸画上。这些小幅画面属漫长丝路上商业活动的真实图像的记录和再现,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古时期丝路交通贸易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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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5窟,商人遇盗图


Osmund Bopearachch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犍陀罗图像的传播:从巴米扬经克孜尔到敦煌》围绕犍陀罗图案的特征及演变,重点探寻了其传播的路线。源自印度的佛教图像经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传播至沿线佛教中心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报告选取巴米扬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石窟图案中不同形象冠饰上的缎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源起和后期的发展,这种缎带不仅在佛、菩萨、商人头饰上有表现,甚至还出现在动物的头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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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254窟,尸毗王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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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K3窟顶部 弥勒菩萨 


Jon Soriano(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敦煌壁画中的视觉印象:重复性》以美国艺术历史学两个概念“观众角落”与“视觉环境”为依据,分析莫高窟千佛图案的视觉现象,此图案的视觉效果应该跟空间认识与特定的认知视角有关。报告的内容也反映了西方敦煌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如传统美学、宗教仪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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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27窟,千佛图像


史翰文(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莫高窟文化宝库及心灵救赎场》首先分析了供养人积累功德的循环路径(如下图:功德循环图)。继而指出,敦煌壁画上讲经的灵帐,烘托出了一个讲经的平台。早期敦煌石窟以僧人主持开窟为主,中晚唐五代时期则以割据河西的豪门家族开窟为主,所以中晚唐五代窟出现大型经变画和下部出现尺寸较大的供养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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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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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85窟,内景图


孔令梅(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莫高窟第12窟前室供养人研究》解读了莫高窟第12窟前室四壁下部所绘晚唐时期的索氏家族供养人列队图像。图像中的人物以西壁门南侧为起点,面朝同一个方向,呈环状排列于四壁下部。此供养人列队分为先导部分和索氏供养人部分。前部先导部分由乐器、幢、幡、供物、驼马、供案、香炉等队伍组成,属于佛事活动中的供养活动。后部供养人部分为索氏家族人物,按照先男后女,长幼尊卑顺序环形排列。这种供养人列队图像表现了索氏家族举行某佛事法会的场面。经过对敦煌文献的分析,认为此供养人列队图像表现的是索氏家族进行佛事活动的一个片段(场面),不实指某一次完整的法会活动。将佛事法会的场面绘入家族洞窟中,表现了索氏家族佛教信仰的虔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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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2窟,供养人


冯安妮(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水、冰、琉璃:十六观与净土世界的构成》通过对431窟和217窟中“十六观”图像逻辑及其影响的分析,提出7~8世纪人们对“水想观”和净土世界的一种的新的认识。通常我们认为“十六观”图像是用来帮助行者观想的“辅助”,然而敦煌壁画中“十六观”图像的内部逻辑却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观想辅助。唐前期敦煌的“十六观”图像与《观经》文本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图像有自己的一套内部逻辑。在佛教义理层面,“十六观”中针对无量寿佛的 “真身观” 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在图像表现方面,最具有多样性的却是 “水想观”。在《观经》当中,“水想观”所呈现的观想内容是丰富且动态的,在绘画中经常用不同的形式表现。水变成琉璃的过程是“十六观”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被重点表现。不同的画工对这个过程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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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


赵晓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从敦煌五台山图像看唐宋时期丝路文化交流》报告了她对敦煌五台山图像的最新研究。她指出,唐宋时期是中国五台山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当时的五台山信仰以中原为中心,沿着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时五台山信仰的影响西至印度,东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敦煌壁画和敦煌绢画中的五台山图像,既描绘了僧侣信徒巡礼圣山的身影,也记录了各地使节朝贡圣山的事迹,并反映出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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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局部


陈粟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混合与传播:多种因素的于阗守护神图像》分两方面论述了于阗守护神图像。一为于阗本地的守护神图像,代表为毗沙门天王与散脂。通过这一类图像的研究,讨论了丝绸之路各地的神灵特征、本地民众兵士等世俗人物的服饰、装扮是如何影响于阗本土的佛教守护神创造的;二为传播至敦煌的于阗八大守护神。其名号分别为迦迦那莎利神(Gha gha na swa ra)、莎那末利神(Su gar na na la)、莎耶摩利神、阿隅阇天女(I Cags kyu)、悉他那天女(sTa na ba ti)、摩诃迦罗神、阿婆罗质多神(A pa ra dzI ta)、毗沙门天王。在敦煌石窟中他们通常绘制于前室甬道上方左右两侧。他们身旁的榜题写明他们的名字和“守护于阗国”。这组图像上均可见印度、萨珊波斯、西域等地神祇、世俗人物服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当于阗守护神传播至敦煌,敦煌的民众对于阗守护神也进行了选择与改造,这种改造后的于阗守护神反映了敦煌民众对他们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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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9窟,八大守护神


Khenpo Yesh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报告的题目是《榆林第4窟存少见的戴有“观想带”的度母形象》。他首先指出,在通常情况下,“观想带”大多出现在大成就者(Mahāsiddhas) 和瑜珈修行者形象中,绕行于膝盖、腰间或肩膀处。榆林第4窟所见饰有“观想带”的绿度母形象为一特例。其次,通过相同图像的类比分析了其传播路径:有可能是通过尼珀尔经西藏传入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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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4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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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比哈尔超戒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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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黑水城 


二、文献研究方面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霞浦摩尼教手稿中的耶稣崇拜》指出在霞浦摩尼教文献中,夷数(耶稣)极受崇拜,被称作“夷数如来”“夷数和佛”或“夷数王”。《摩尼光佛》所见“末尸诃”应为弥赛亚(Messiah)汉译中的一种,用以指耶稣的救世主属性。有的文献把夷数描绘为第三使或光明少女的化身,曾化作裸形美女诱惑雄魔射出吞食的光明分子,有些文献对夷数似乎更为推崇,甚至有凌于摩尼之上的倾向。摩尼教的“五佛”后来演变为“三佛”,但夷数一直赫然在列,其地位仅次于摩尼光佛和电光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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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本《摩尼光佛》


Mary Lewin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敦煌戒牒的佛像印与印版》着眼于十世纪后期所颁发的戒牒上的佛像印及其印版。这些戒牒不仅反映出当时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并且其中几个还是由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给予女性贡献者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一些戒牒的先行惯例,并进一步划分其印佛的类型;其次,透过个案研究,将戒牒上的印章放入整个敦煌佛教版画的脉络中,说明印佛在宗教实践和僧侣活动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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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32


Zachary Be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敦煌地区供养<初会金刚顶经>的团体:来自藏经洞的证据》通过将文献IOL Tib J 417和伯希和藏藏文文献300 进行拼合,认为拼接后内容大部分与《初会金刚顶经》相关。 Vajraśīhūṃāra-sādhanopāyikā (VHS)一定程度上是实验性文本,主要介绍最新的仪轨教义,它亦可作为敦煌9世纪供养《初会金刚顶经》团体的前期练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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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L Tib J 417 1v, 2r the Vajrahuṃkāra-sādhana-upāyik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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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 藏文文献 300 5r-5v  Vajrahuṃkāra-sādhana-upāyikā 


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先后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学者们结合实地图像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报告内容,并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本次研讨会规模虽然不大,但参会专家精心准备的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使本次学术会成为一个小而精的高水平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附件:2018“敦煌-伯克利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