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三）有关早期石窟的两个问题

时间：2018-12-07 09:52:16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黄文昆 点击：

一  十六国时代佛教造像的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淝水之战前的单尊像

早期佛教艺术，自汉末开始建寺庙、造佛像、著名的佛像画家，史籍都有所记载，但作为文物考古，有遗迹可寻，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造像，亦即为了佛教信仰而塑造佛像，开始于十六国时代。

十六国时代的历史，尽管纷乱复杂，但大体以淝水之战划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佛教美术也有相应的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铸造佛像的高潮出现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十六国前期的后赵，由西域高僧佛图澄主导。《高僧传》中名列神异第一的佛图澄，以高过常人的智慧、预见事物的能力和奇异的法术取信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戒杀戮，兴慈善，以国师之尊教化燕赵大地，兴建寺庙，举行多种佛教仪式，广收徒众，从此破除东汉以来国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忌。佛教信仰因官方的支持而得以普及，这样的大好局面当时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首创。佛图澄的弟子传说成千上万，其中著名的如竺道雅、释道安，包括敦煌人单道开，还有来自西域的竺佛调、须菩提，等等，他们对中国佛教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十六国时代的后赵，曾经是中国北方强国，按同一样式铸造金铜佛像，铜质鎏金，结跏趺坐姿，禅定印，披通肩袈裟，衣纹在胸前作Ｕ字形，衣角敷搭左肩垂至背后，坐下双狮座。所见绝大多数为单尊像，仅有个别立像，普及到后赵和后赵势力影响所及的广大地区，从河北出发，一直分布到陕西、甘肃，至今存世的数量数以百计，收藏在国内外、世界各地。日本收藏界称为古式金铜佛。

所知最大、最精美的一件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高40厘米，脑后出榫头，座前素面未施雕塑，但左右及中上各开一圆孔，应是为安装狮子及供养器物所设。座后纪年题记虽大半残失，但幸存处字迹尚清晰，可知造于后赵建武四年（338），值石虎即位之后（图1）。

所知最晚的一件纪年金铜金铜佛收藏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造于赫连氏大夏国行将灭亡受困于平凉的胜光二年（429）座下承以四足佛床（图2）。

这种早期金铜佛，形制简单，多数高不过5至10厘米，小巧、便携，却影响深远。因其免于灭法劫难，有幸保存下来，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图1

图2

2.　第二阶段，大战之后开窟造像

4世纪下半叶，前秦做大凡30年，经淝水一战而衰，于是后秦、西秦、北魏和后凉、北凉、西凉等乘势而起，历史进入十六国时代的后期，后秦强盛一时，最后由崛起的北魏统一整个北中国，在此过程中佛教艺术经历了第二阶段的发展。

第二阶段最大特点在于石窟艺术的产生，主要的遗存见于石窟寺中。

十六国后期，后秦据关中，都长安，为北方强国，请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大规模译经，俨然北方佛教的中心，四方来朝，六国共修，由碑碣题刻及古籍文献可知曾于秦州（天水）麦积山建造石窟寺，首开长安朝廷在秦州麦积修造皇家石窟的先例。

北凉亦重视佛教，据凉州（武威）控制河西四郡，以及“丝绸之路”东西往来的通道。河西地接西域，为佛教西来必由之路，今有十余件小型石塔传世，亦有在凉州南百里开凿石窟及造丈六石像的记载，以后河西沿线开窟造像之举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上述两处十六国石窟遗迹踪迹难寻，真实可见的石窟遗存却属于未见记载的西秦。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摩崖高处一个天然溶洞（第169窟）。其中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彩塑无量寿佛龛；坐姿佛像，内着僧祇支，袈裟穿着方式改为半披式（图3）。这是印度僧人袒右肩穿着的中国样式，需要至少遮盖右肩的一角，不可全袒，实际仍属通肩式，右臂伸出宽大的衣领而已。

后秦败亡之际，长安和麦积山的僧人纷纷避往西秦，并参与唐述山石窟的营建，西秦龛像从内容到形式、工艺含有后秦的元素。新样式标志着早期佛教艺术的第二阶段，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有雕塑，有壁画。进入石窟寺的佛造像开始有了多样的题材，有了多尊的各种组合，而且施有彩绘，与壁画相得益彰。炳灵寺第169窟是中国有据可查最早的石窟艺术遗存。

图3

二  关于模式的两点思考

中国石窟寺的“模式”，概念由宿白先生两度提出，在学术界影响不小，但对它们的认知与合理使用，却存在一些问题。

1.　推想中的“凉州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宿白先生对北凉时期的凉州佛教文化环境和有关石窟造像艺术的史料作了仔细的铺陈和深度的分析判断，强调北朝以前凉州石窟及佛教艺术在北中国曾经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对以后的深远影响，其中提出“凉州模式”的概念，对于中国早期石窟寺艺术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先生写道：

    考虑凉州样式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第一期龛像；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第二期龛像。（《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1996年）

     所谓“凉州模式”，说的是北凉石窟的模式。模式的前提是样式。问题在于现今并没有可以证实为北凉的凉州石窟遗迹。关于凉州石窟，见于唐人的记载。凉州石窟的原址，据向达、史岩等先生推测为今武威市东南的天梯山石窟，颇受学界认可。但该石窟中被认为的北凉遗迹只是推断而无法证实；有意见认为，所谓“比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壁画为早”的壁画（图4），均发现于北魏建造的中心塔柱式窟中，当然不会比北魏为早。

可供参考的北凉佛教美术遗迹，仅存十几座小型北凉石塔（图5），与石窟无直接关联，只能从塔上刻出的佛像大致推想石窟造像可能的题材和样式，却不能据以推定石窟的模式。

余下的“炳灵第一期龛像”，作为北魏以前的石窟寺遗存，年代与凉州石窟相近，却位于西秦的河州，是长安佛教系统的产物。先生亦认为，距长安较近的炳灵寺窟龛，“可能比凉州系统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来自东方长安的影响。”以关陇的情况推想凉州的样式当然无可厚非，毕竟不能直接拿来推断河西的模式。

先生总结的“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可包括为以下几项：

1. 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 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方佛。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方佛为立像外，皆是坐像。

3. 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现说法图，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4. 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 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五项内容大多属于晚期（第二阶段）的样式。可参考的金塔寺东西两窟和文殊山千佛洞，以及“炳灵第二期龛像”，是比较公认的北魏石窟遗存，若考虑并入云冈模式，倒是更为顺理成章。

因为没有实际的凉州石窟遗迹可供参考，为了说明凉州佛教艺术重要的历史意义，宿先生逆向倒推，从晚期样式中寻找有可能来自早期的特征，从不同门类或不同文化系统的早期遗物中寻找同一性因素，加以综合，以求构成对凉州模式的合理化推想。因此，“凉州模式”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在使用中务须慎重。

图4

图5

2.　云冈模式成就北魏样式

云冈石窟遗存分为三期。云冈一期的五窟（图6），无模式可依，属于开创性的成就，无论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在整个武州山石窟群中十分特殊。如宿先生所说：

    應是參考前規，融以新意，有自己的顯著特色……（《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1987年）

特色显著，是一种样式，却不成其为“模式”。模式，指的是事物的标准样式，为各方仿效遵循。五窟样式即使在云冈本地，已不见后人效法，更无由推广。

被推广开去的模式产生于云冈二期。昙曜之后，五窟以东（按宿先生分期排序）第7、8，9、10，1、2，5、6，和11、12、13等由二窟和三窟组合而成的大型洞窟，与孝文帝登基以来推行汉化政策相适应，与前五窟大不相同，形成了北魏石窟寺的时代特征。而中小窟龛的时代特征的形成，完成于迁都洛阳之后的云冈三期。

宿先生谈云冈二期石窟出现的变化：

    主要都应与北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联繋起来。内部布局日益紧密，工艺风格日趋精细，造像题材上流行了出自《法华》、《维摩》等佛经中的各种形象以及佛像造型逐渐清秀和褒衣博带的服饰等，也都是当时南朝的时代特征。魏据青齐与南北交聘局面的形成，更促进了包括佛教建置进一步汉化在内的北魏汉化政策的迅速发展。（《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1987年）

北魏石窟的主要特征，首先是中心柱式洞窟的出现，窟内造像内容围绕中心塔柱格局布置，这是印度塔庙即支提窟的形式（图7）。在窟内造方形中心塔柱，是北魏时代的创新。与此同时，汉译大乘经典义理，日益成为石窟内容的主题。孝文帝太和改制走汉化之路，佛装样式上，通肩、半披之外盛行褒衣博带、双领下垂，更接近中国人穿衣的方式（图8）。形象气质上，佛、菩萨变得慈蔼近人，循魏晋以来士人崇尚秀骨清像之风，形体风貌为之一新（图9）。

迁洛后汉化气息愈益浓厚，中小窟龛形制和内容大为丰富。受到云冈的影响，平城以西的中心柱式洞窟应与云冈二期同期稍晚。各地石窟大量形式多样的中小窟龛，据宿先生考证，不同的特征及其变化大抵源出自云冈三期。

    在窟室形制、布局、佛像組合、形象造型以及細部裝飾等方面的發展變化，雲岡不僅早于洛陽，更重要的是，其演變程序完整、清楚，……變化的來源，主要出自雲岡……

    ……從窟室形制到細部裝飾，凡雲岡、洛陽所共同具有的，主要應源於雲岡。（《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1987年）

云冈石窟是北魏朝皇家和贵族主持建造的石窟寺，对北朝佛教文化艺术的振兴起着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所谓云冈模式，是指由云冈生发、形成而得到推广的北魏样式，只是云冈一期的样式不能包括在模式之内。

图6

图7

图8

图9

3.　云冈一期，模式的前奏

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镇压反抗势力，在班师回朝的途中断然实行了坚决彻底的灭法。八年之后，继位的文成帝大力恢复佛教。和平元年（460）在京郊武州山起建的昙曜五窟，雕饰奇伟，其艺术成就可谓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的集大成（图10）。宿先生指出：

从窟的整体安排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技艺，水平都很高，这决不会都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够突然产生的，至少要有较多部分当是公元446年废佛以前情况的继续。因此，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的各种特点，当与前一时期特征应有较密切的联系。（《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

第一期的五窟，在十六国与北朝之间承上启下，是前者的总结、后者的序幕或前奏。

图10

这种前奏的现象，或许不只见于云冈石窟。以北魏石窟著名之地，与北魏模式形制内容相形而较特殊，年代看似较早，且在艺术上精神、气质有与昙曜诸窟相类、相通者，如麦积山的第74、78两窟，或又如敦煌的“早期三窟”，因种种不明而引发争论。

有关早期石窟的多种争论与魏太武帝灭法有关。太武灭法之坚决，出于对政权稳固的严重考量，实非宗教好恶和佛道之争所能解释。其后果至于十六国佛教百年功德毁于一旦，令历史业绩无从稽考。就目前有幸见到的而言，后赵金铜佛小巧便携分散藏匿自不待言；北凉石塔亦属小型。便于移动，且坚固耐久，如酒泉所出数件即深藏于地下砖室，上以石磨盘覆盖，方得今日；炳灵寺天桥南洞（第169窟）高不可攀，毁去天梯栈道便无法登临（图11），考古工作者腰中系绳冒险从崖顶悬垂下去，才有此重大发现。除此之外荡然无存。也许我们要特别感激当年虔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他于灭法令下达之际，“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信众闻讯将金铜像藏匿，石塔掩埋，拆除石窟栈道，乃蒙太子护法之功。宿先生考证昙曜五窟中以交脚弥勒菩萨为主尊的第17窟即为纪念这位未曾登基的景穆皇帝，有前往瞻仰者，当叩首行礼。

图11

2018年11月19日在2018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上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