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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第53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时间:2019-06-27 17:27:49 来源:敦煌研究院 作者:文/图 闫珠君 点击:

         

6月21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3期“敦煌读书班”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依例先介绍嘉宾,作简要的开场致辞,强调读书班旨在促进师生间的读书与学习,以批评与讨论为主,希望大家多提不同意见、多提供学术信息。


本期读书班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副所长赵晓星研究员、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研究员和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僧格教授主持并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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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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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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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教授


日本佛教大学佛教学部大西磨希子教授、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志华先生和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黄恬恬分别作了题为《官方写经的传播——以〈宝雨经〉为中心》、《甘肃省博物馆藏黄文弼、韩乐然所获吐鲁番文物》和《准噶尔地区的农耕经济问题研究——以巴图尔晖台吉—噶尔丹策凌统治时期为中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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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磨希子教授


大西磨希子教授的演讲先从《正仓院文书》中的《写经所文书》所收五月一日经《宝雨经》写本入手,指出当时仅抄写了全书十卷中的五卷,即卷2、卷5、卷8、卷9、卷10,底本来自元兴寺禅院,抄写时间为天平十四年(742)9月1日至20日,抄经生为建部广足,其中使用的武周新字可为抄本的断代提供依据,可惜一直没有受到重视。通过日藏本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宝雨经》写卷的对比研究,发现中日两国流传下来的《宝雨经》写本各自以该经译成后的一年之内抄写之物为底本,该经与《大云经疏》一样,在武周时期受到最大的重视,很可能是武则天时期交给官府写经生大量抄写后颁布天下诸州的。大西教授认为五月一日经《宝雨经》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写本都一样,应非武周时期的官写本,而是其抄写本,但都是依据同一时期所抄写的底本而抄写的。


熊一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请问《宝雨经》的抄写是有底本吗?请问这个写经中有提到底本是来自某个寺院吗?是不是所有的光明皇后的写经都有各自寺院的底本,是将这些底本全部提到宫廷集中抄写之后再把底本送还回去吗?第二个问题,光明皇后这个写经它的范围是有一定的选择吗?还是我现在手头有什么经我就抄什么经,因为《宝雨经》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在武则天时期地位很高,所以它的出现比较顺理成章。其他的我还留意到光明皇后写经里有一些不是非常受人瞩目的那些小众的经文,所以有点奇怪,他选择光明皇后写经的范围是怎样的选择方式?谢谢老师!


大西老师:谢谢!很好的提问。第一个是通过写经文书当中得知的。哪些佛经是从哪里借出来的?什么时候要还的?这个和第二个问题也有关。当时虽然名义上说是借的,但当时日本没有很全的《大藏经》。所以从各个寺院里收集了很多佛经,然后借一部分抄了以后就立即归还,但是借取也有一些规范,尽量按照《开元释教录》经文所载的抄写,但是很不全。这些情况也有前辈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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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华研究员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两批少量吐鲁番文物,其一系民国年间新疆省财政厅长徐谦(益珊)旧藏,内有徐益珊旧藏册页内《潘岳书札》《天山县田亩帐/如意元年杂写》《文书残片》,并附有黄文弼先生1930年时在乌鲁木齐时写给徐益珊的信和《高昌索众保墓表抄本》、四枚小铜镜拓片。1958年5月由其次子徐懋鼎先生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其二为韩乐然1946年在吐鲁番考古所获。通过吐鲁番地区其它墓葬出土文物的对比研究,可以核证一组为乹封三年西州市令王建国夫妇合葬墓出土文物,有雕花木梳、联珠花鸟纹锦、各色绢残片等6件,以及1件《驼毛交易账单》经济文书。另外对馆藏2件泥塑骑兵俑也进行制作和装饰技法的对比,初步认定为吐鲁番地区墓葬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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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梳(58ch:197,10144)长5.5cm



高启安(兰州财经大学教授):刘老师,我问一个小问题,您刚所展示的梳子木头的材质是什么呢?是胡杨木吗?在新疆吐鲁番出土比较常见,应该对于木头的柔韧度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不知这件是什么材质的?


刘志华(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这个我仔细看过边缘部分是由多块细小木条拼接起来的,不是一体的。


高启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参观克孜尔石窟我记得也有韩乐然先生的题记。


刘志华:是的,依然保存在石窟里。谢谢!


张俊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回答一下高启安老师刚刚的问题。这几年我做木简,胡杨的木质没有纤维,很软很轻,是不能用作梳子的木料的,胡杨木不会做器具更做不出那个齿来。


刘志华:大约在秦汉时期,梳子和篦子的制作,我不是很了解新疆地区的情况。其它地区专业方面讲究用的木头叫:“白理木”。制作的梳子梳齿比较坚韧比较润滑,不会断齿、伤发,这是文献里记载的,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木头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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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恬恬


黄恬恬介绍到与传统的蒙古帝国时代不同,准噶尔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的成果之上以准噶尔部的五位统治者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此段时期的农耕经济发展情况。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为清朝统一新疆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得天山南北路的农业不断趋于“内陆化”,从而间接地促进整个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准噶尔部所辖区域地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并存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正是准噶尔汗国经济的弹性所在之处。纵向分析,准噶尔统治下的南疆地区从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就已逐步走向定居并从事农业,并有一定的农耕基础;横向审视,其天山南路的绿洲农业构成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部分。伴随着内部人口的不断增长,其统治者意识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农业的发展能够很好解决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不足问题,同时弥补畜牧业因其自身脆弱性、分散性和机动性的不足。“在准噶尔汗国统治时期,南疆大体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了。”从巴图尔晖台吉统治时期,准噶尔部汗王就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并采取鼓励农业发展措施。《西域图志》载:“按准部不乏泉甘土肥,性宜生植之地。”可知,准区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耕生产之地最开始主要在天山南路地区分布,随着准噶尔各汗王对农业问题的不断重视,北疆一带也开始了农业的发展。


传统史料在谈到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较多程度集中在其部不以耕种为重,重视畜牧经济的发展,即“逐水草而迁徙” 的观点。学术界在论述准噶尔的社会经济时侧重点多在畜牧业方面,较少关注到准噶尔部各汗王对农业重视而采取的措施。关于准噶尔部的经济问题研究,前辈蔡家艺先生的《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多角度宏观分析了整个有清一代新疆的社会经济状况。


对于准噶尔部的农业经营问题,僧格教授结合西蒙古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评议,葛启航、杨富学等也都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以便继续修改完善。


除上述发言人、主持人之外,到会的还有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高启安教授、牛勇院长、吴兴玺主任和曹亚妮副教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研究员,兰州城市学院舞蹈系主任杨燕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薛燕丽、李娜老师,敦煌学院李旭东研究员,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张永萍副教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年轻学者贺文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热依汗古丽·卡地尔女士,敦煌研究院邰惠莉研究员、丁得天博士、博士后程嘉静副教授等,以及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子和社会人士5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