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之一：做好研究，讲好故事

时间：2019-11-13 11:05:25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黄文昆 点击：

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第一站选择到敦煌莫高窟，这是令人振奋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指出：“要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占领国际敦煌学的制高点。”这是对我们很高的要求。

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今天提倡要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讲中国故事。要讲历史故事，首先要研究历史，做好研究工作。当然，前提还是要做扎实的资料工作，完成科学系统的考古报告是不可回避的任务，否则何以奢谈“国际敦煌学的制高点”？

考古报告，科学的记录和精确的测绘，关系到研究和保护两个方面。数字化也是资料工作，有利于弘扬，近年来成绩显著，但数字化针对的是文物的表面和现状，难以包含历史考察，代替不了考古报告。

国内的石窟寺研究工作，敦煌研究院无疑是领先的单位，有过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声誉。那时候的老先生们每天“上洞子”，有关的历史问题、艺术问题天天在交流、讨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的精神和工作态度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

然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更重了，研究范围扩大了，除了敦煌地区各石窟，还担负起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北石窟寺的研究任务。当然，我们的力量也加强了，队伍扩大了，研究的内容更丰富了，眼界也开阔了。

麦积、炳灵，与敦煌在研究领域会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十六国时期长安和凉州两大佛教传播中心；关中与河西，两个佛教文化系统，成为并列的研究课题。这样，有利于加强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克服片面性，扫除研究工作中的双重标准。

例如，在同样没有现存实物遗存的情况下，仅见于记载的凉州石窟，深受学界重视，在很多研究者眼中，奉为标准与模式，而同样见于记载的后秦麦积山石窟，则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众所周知，凉州石窟的记载出于唐代道宣一人的记载，见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以及《广弘明集》、《释迦方志》，稍晚的道世《法苑珠林》予以转载。其中，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一事，南朝慧皎《高僧传》所记并无石窟寺的属性，道宣在记载中添加了“在于山寺”四个字。

麦积山石窟就不一样了，不止有南宋祝穆地理著作《方舆胜览》的记载，更有山上遗存多方碑刻题记相印证，姚秦建窟不容怀疑。如果在学术上搞双重标准，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没有遗存不等于未曾有。十六国石窟遗迹泯灭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北魏太武帝灭法的结果。佛教史上的灭法，“三武一宗”，唯独这次干净彻底，因为主要不是出于宗教信仰之争或经济民生的考量，而是为了消灭政权的敌人，事关统一大业的成败。

其实凉州石窟并非虚无。凉州石窟的“模式”，映照在稍后的河西石窟中，金塔寺、文殊山，特别是在敦煌。敦煌属于凉州，是凉州最西端的部分。河西的石窟寺遗存，论完整、系统、成规模，无过于莫高窟。莫高窟也是北魏云冈模式最规范的体现者。

秦州模式即长安模式，同时代近距离地体现在河州西秦的炳灵寺，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将麦积与炳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炳灵寺第169窟西秦龛像，是长安模式的标本，也是灭法中幸存下来唯一的十六国石窟美术遗存。既然麦积、炳灵的研究归属敦煌研究院，有关后秦石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可望得到纠正。

　　讲故事，不能讲假的，也不能讲错误的；不能编造，也不能想当然；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之后才有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故事。麦积山的故事既多且精彩纷呈。麦积山一开始就是皇家石窟。秦州与长安联系紧密，有仙境一般的环境，是长安的朝廷开凿石窟首选的地点。后秦皇帝姚兴，“托意于佛道”，请鸠摩罗什在长安大规模译经，难得的是皇帝亲身参与其中，持旧本与罗什的胡本相核校。他还撰著经论（《通三世论》），同时“亲营像事”，委派热衷经像的弟弟姚嵩在上邽镇守。种种的史实都脱离不了与麦积山石窟的干系。

　　长安佛教美术和凉州佛教美术，或者植根于学术气息浓厚的关中文化，或者地近西域，接受西来的强烈影响，两者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发展轨迹，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成就了十六国后期佛教美术半个世纪长足的进步，为北魏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的西魏时期，故事情节更加具体了。皇后乙弗氏隐居麦积山出家，年幼的武都王元戊跟随母亲到秦州任刺史。国难当头，生离死别，一段悲剧故事哀婉深情。磨难之中，王公贵戚在此攘灾祈福，大做功德。第127、135等高高在上的大型洞窟、绝顶精美的造像、壁画，以及有名的魏后墓，都是皇家的工程。来自长安的高手，国家级的艺术水平，自然无与伦比。之后北周的麦积山，又有皇家至亲宇文导、宇文广父子留下的大手笔。

当然，讲故事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历史问题并不都适合讲故事，故事有的好听，有的不一定好听，有些讲不清楚的故事可能正是有待攻关的重点。讲故事是为了弘扬，而研究的深度、广度是没有止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