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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敦煌研究的立体式出版与多维度传播》。
众所周知,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汇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他勉励文化工作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为构建“一带一路”服务。(新华社8月20日)挖掘敦煌文化并传播敦煌文化,成为了当今学术界、出版界的时代主题。
一、研究与出版现状
(一)敦煌学研究概况
从藏经洞的发现开始,敦煌学已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改革开放40余年作为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如下脉络。
(1)学科本体:从学问到学科。《敦煌研究》从开设“研究院院史”、“学术史”栏目,到2019年开设“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专栏,开展敦煌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知识体系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分析探索构建敦煌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进程,这充分体现了敦煌学学科意识的自觉,随着“敦煌学”命名、内涵、性质、定义以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厘定,学界推出了《敦煌学通论》等专著,完成了从“学问”到“学科”的实质的转型。
(2)研究主体:从个体到群体。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大多是学者进行个体、零星的研究,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只有敦煌文物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1983年《敦煌研究》创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4年,又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敦煌研究院。同时,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敦煌研究机构,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壮大。
(3)研究形态:从自发到规划。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大多是学者依凭个人的学术兴趣,自发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研究者和科研团体开始有计划地推进敦煌研究。就国家层面而言,则通过古籍规划、出版基金等形式,有计划地推动敦煌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出版。
(4)研究领域与手段:从单一到多元。初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证、刊布为主。后来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都得到了进展。就研究手段而言,敦煌学经历了传统文史到各学科交叉融合,再到近年来引入了数字技术等新兴研究手段。
(二)敦煌学出版情况综述
敦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敦煌出版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70年来有3000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出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陆续出版,为敦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全集》出版历时近10年,以其资料性与科学分类为其时代代表;《敦煌讲座书系》《敦煌学研究丛书》则代表了当代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化的普及,人民群众对敦煌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新时代背景下的敦煌研究出版,既要回应学界与出版界的潮流,又要服务时代需求,就必须展开敦煌研究的立体式出版与多维度传播,打造敦煌研究的出版平台与传播平台。
二、敦煌研究的立体式出版
敦煌研究的立体式出版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出版内容的立体式,包括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敦煌研究成果的出版、敦煌普及读物的出版,形成了立体化内容框架。二是出版形式的立体式,包括了纸质出版、数字出版、融合出版、跨界出版等立体化形式,后三种带来了出版业的业态革命。出版形式、内容既各自选择,又互动一体,共同构成敦煌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供给侧改革。
(一)文献出版
在文献出版领域,出版设想如下:
(1)数字化回归工程
2018年杭州召开“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时,张涌泉教授也提出希望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献都能像“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一样,进行彩色仿真影印,分大类加以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敦煌研究院及专家学者进行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工程。
(2)分类整理项目
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出版,应以分类、缀合、编目、整理、利用等方式进行,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敦煌学界、《敦煌研究》期刊编辑部一起努力,共同推动敦煌文献分类整理项目的推进。
(二)学术成果出版
在学术出版领域,浙大出版社与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教授合作,策划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批两辑20种的出版工作,第二批编辑出版工作也已展开。赵声良院长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敦煌画研究》也完成了出版。对于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设想如下:
(1)推动敦煌研究的国际化
浙大出版社在敦煌研究成果的引进与外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中已有多种图书已经实现了版权输出。《敦煌画研究》作为的第一种,开启“敦煌学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浙大社愿意与研究院以及诸位学者一道努力推动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的“走进来”与“走出去”,助力敦煌研究的国际化。
(2)敦煌研究的集成数字图书馆
区别于目前敦煌壁画与敦煌遗书的数字图书馆,以敦煌学学科体系与敦煌学知识体系为指导,联合国内外出版社和版权人,做好内容整理,做成敦煌研究为主题的数字图书馆,做好知识服务,为敦煌学术界提供发表平台和研究平台。
(3)敦煌研究的纵深出版
敦煌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内容尚有待于突破,比如说文献的微观研究,专库研究与专画研究,中国西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等。
(三)普及出版
在敦煌的普及出版领域,出版设想如下:
(1)敦煌文化进校园
在大学阶段,争取设立选修课或选修课群,打造一个系列课程、一套教材,目前刘进宝教授已经启动了该项工作,我们拟在此基础上立体化开发,使该课程有更多的受众。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对象,可设计不同层次的展览,使敦煌文化走进校园。
(2)敦煌通识读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计划以敦煌学界知名学者为撰稿人,面向普通读者,推出一系列综合性、高品质的敦煌通识读物,完善敦煌研究的学术链条,扩大敦煌学著作的读者覆盖面。
(3)敦煌人物传记
敦煌研究血脉的传承,离不开对敦煌人生平事迹的记录宣扬。樊院长《我心归处是敦煌》读了让人感动,出版界可梳理敦煌代表性人物或人物群体,向读者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
(4)文明对话丛书
借鉴《吴哥窟与莫高窟的对话》,策划“敦煌文明与世界多文明对话”丛书,希望能将敦煌及世界文明以图书的形式介绍给大众,通过敦煌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让世界认知中国。
在普及板块可将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可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动态地增加图像、音频、视频,结合移动端、虚拟现实技术等,实现敦煌文化的可视、可感、可听、可触。
三、敦煌研究的多维度传播
多维度传播则指以多种媒介、多种途径进行,达到传播范围的最大化与效果的最优化。下面拟从六个方面进行阐发。
1.传播渠道:传统与现代的维度
加强传统的营销发行渠道如书店、馆配、书展等,保证敦煌选题图书能被看到、检索到,也能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与终端建立联系,更兼顾新媒体如公众号、视频直播等传播模式。
2.传播活动:线上与线下的维度
文化活动兼顾线上与线下,敦煌是个体验性、参与感很强的IP,做实线下活动,开辟展览的文化空间;同时加强线上传播,设计符合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等传播特性的文化活动。
3.传播途径:研讨与分享的维度
营造书评、发布会、研讨会、读者分享会、讲座等多元一体的传播氛围。强化学术性书评。发布会、研讨会、讲座要注重传播效果。特别要重视读者的反馈意见。
4.传播样式:主题与形式的维度
保证传播敦煌精神与敦煌知识、敦煌主题与样式相统一。每一次传播,都是敦煌所体现出来的莫高窟精神、民族自信等再次强化,同时兼顾到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让人民容易理解、喜闻乐见。
5.传播范围:国内与国外的维度
考虑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内外相通。积极参加国际知名书展,让国外读者有更多机会了解敦煌文化。
6.传播业态:主业与跨界的维度
围绕着敦煌这个大IP,整合打造敦煌文化生态圈,以文创、文旅、周边开发等多种形式对敦煌文化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
四、发展建议
(一)联合起来:打造敦煌研究学术出版共同体
我们以敦煌文化与莫高窟精神作为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观,以学术规范和出版规范作为工作的指针,围绕着保护敦煌与传承敦煌这个共同的话题,一起从事敦煌学研究与立体式出版和多维度传播,共同组成敦煌学研究学术出版共同体。
(二)保证质量:使敦煌学研究成为出版与传播的典范
樊院长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强调:“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只有将敦煌研究透,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来打磨出版与传播的质量,把敦煌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入心,才能使敦煌成为出版和传播的典范,才真正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