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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研究

时间:2020-08-24 11:35:05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王平先 点击:



柏林-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研究院 编  


德国的《吐鲁番研究》是解译在新疆吐鲁番绿洲及其附近遗址发现的艺术品、历史文献和古代丝绸之路文化物证的科学刊物。文献研究主要由柏林-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研究院及哥廷根科学研究院进行。2002年柏林科学院和同样收藏有部分普鲁士文化遗产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及柏林国立图书馆联袂庆祝了德国首次吐鲁番探险百年纪念,也就是四次吐鲁番探险中的第一次。这些探险的结果就是最珍贵的一些吐鲁番文物被带到了柏林。事实上,在第一批吐鲁番文书到达柏林一百年之后,仍然有大量语言学研究有待进行,这是因为收集品的文字所致,因为那里发现的文书有很多使用的是最初不为人所知的语言,有很多不熟悉的词语,而且文书保存状况很糟糕。对于东方学研究而言,在宗教比较研究以及语言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吐鲁番,新疆的一个绿洲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在近两千多年中,特别是在14世纪蒙古族统治的末期,中国的新疆是东西交流的场所,这种交流很可能和那里荒芜的自然环境背道而驰,其中心是中亚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仿佛这种严酷的环境还需要保护一样,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是高大的山脉,西边是帕尔米高原,北边是天山,南面是昆仑山。实际上,这些山脉构成了生命和文明的基础。通过地下通道从这些山脉上流下来的水滋养了丰饶多产的绿洲,这些绿洲通过网状通道彼此相连,而这些通道就是李希霍芬在1877年首先命名的“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上运输交换的不仅仅是昂贵的货物如丝绸,这些通道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反过来这些绿洲成为了被流放的宗教团体如摩尼教的避难所。

吐鲁番就是其中的一个绿洲,因古代中亚文献中记载的吐鲁番城而得名。与之相关的还有亦都护城废址,即古代高昌王国和西回鹘王国(在古代突厥文献中称为Khocho)的都城,以及伯孜克里克石窟与胜金口石窟。德国探险队为俄国考古学家与外交家在中亚的发现所诱惑,特别造访了这个绿洲地区,因此“吐鲁番”这一名称开始成为了与之相关的学科的代称,即那些过去十分繁荣、现在通常都被遗忘的文化的象征。这些学科包括中亚与印欧艺术史、汉学、印度学、藏学、 蒙古学研究等,还包括伊朗学与突厥学研究,这两个学科也因为这些发现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与扩展,有了新的发展。


探险

以调查一起谋杀事件为起因,19世纪对中亚包括世界上最低的陆地-吐鲁番盆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比如洪堡),被引向了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1889年,鲍威尔上尉受英国殖民政府派遣前往库车附近调查一个苏格兰旅行者被谋杀的事件时,有人给他看了一些文书,正是这些文书使他走上了十分不同的神秘道路。这些梵语文书是用婆罗谜字写成。这个发现和随后出土的一些写本的消息,以及稍早一些的地理学家(S. Hedin, A. Regel)对新疆古城废墟的调查报告,很快见诸于世。在1899年开始的文物收集争夺战中,欧洲和日本的考古探险队都想方设法来到中亚,在喀什和敦煌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探险活动。

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在其领队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的指导下在1902年到1904年间进行了四次探险活动。最后三次探险是在德国皇帝的资助下进行的。


德国吐鲁番探险

第一次探险:

领导者:格伦威德尔教授;参与者:胡特博士(G. Huth)、巴图斯(Bartus);探险路线: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绿洲(高昌、伯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1902年11月至1903年3月,主要收集有绘画、雕塑,摩尼文、回鹘文、突厥文摩尼教文献,汉文、西夏文文献)→丝绸之路北线(库木吐喇附近的托克逊-库车遗址的绘画)→克孜尔→阿克苏→图木舒克→巴楚→喀什。收集品:46柳条箱。

第二次探险:

领导者:勒考克博士;参与者:巴图斯;探险路线:乌鲁木齐→吐鲁番绿洲(高昌及周围地区,交河故城:1904年11月到1905年8月;哈密:1905年8月;吐鲁番)→丝绸之路北道→喀什(1905年10月,12月在此与第三次探险会合);收集品:103柳条箱,主要是绘画(伯孜克里克),没有太多的;文书(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粟特文写卷,回鹘文教文书)。

第三次探险(自1906年6月和第二次探险会合后):

领导者:格伦威德尔教授;参与者:勒考克博士,波特,巴图斯;探险路线:喀什→图木舒克(1906年1月)→克孜尔→库车→库木吐喇(1906年2月,石窟寺绘画)→克孜尔石窟寺,克日西(1906年2-5月,绘画)→库尔勒/寺院建筑和肖尔楚克石窟(绘画,佛教文献)→吐鲁番绿洲(1906年7月)→乌鲁木齐→哈密→吐峪沟(1907年1月)→肖尔楚克(1907年2-3月)→吐鲁番,返城取道乌鲁木齐(1907年4月);收集品:118柳条箱。

第四次探险:

领导者:勒考克博士; 参与者:巴图斯; 探险路线:喀什→库车,克孜尔(1913年6-9月)→科尔沁,森木塞母-库木吐喇)(1913年11月)→图木舒克(1913年12月至1914年1月)→喀什; 收集品:156柳条箱(特别是出自图木舒克的塞语和梵语文书)。

探险的收获很大。他们把数以千计的物品,壁画和其他文物以及大约4万件文书残片(见后表)带回柏林。这些残片一到达柏林,它们就被从包装箱中取出来。为了方便运输,这些文书被夹在两片玻璃片之间,并用特殊的黑色带子系在一起,然后放进箱子里的。这种方法使文书不会受到损害。

1914年教育部的决定使所有这些文书,除了那些需要在博物馆展出的部分以外,全都送到了当时的皇家普鲁士科学院。在此前两年,在1912年5月5日,在这个科学院成立了“东方委员会”,旨在协调与支持对德国东方探险收集品的研究。

在东方委员会的资助下,吐鲁番文书被委托给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研究,委员会直到二战末期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为安全起见这些吐鲁番文书残片必须转移,比如说,它们被收藏在Wintershall, Solvayhall 和 申贝格/易北等地废弃的盐矿井里。

战后,大部分没有受损的文书残片被转送到1946年新成立的德国科学院。但是,一小部分入藏于美因兹科学与文学研究院。一些伊朗文书则存放在汉堡大学的东方学会。其他文书,大部分是梵文文献,被送到了哥廷根。 

1956年,汉堡的伊朗语文书被送到美因兹。当普鲁士文化遗产国立图书馆在马尔堡成立时,美因兹的所有文书残片都被转移到马尔堡。在那里,它们连同国立图书馆一起被迁入柏林波茨坦大街的新建筑中。

自从1992年来,所有收集品都重新归普鲁士科学院的继任者柏林-布兰登堡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院所有。不过,只有那些现在需要研究的文书才保存在柏林科学院的建筑里(大约13000件伊朗和突厥语文书),其他都保存在国立图书馆的东方部,国立图书馆负责管理和保护整个收藏品。在印度艺术博物馆可以看到发现于吐鲁番的艺术品和带插图的手稿。

与战争导致的收集品分散一致,对文书的研究工作在艰苦条件下也在继续进行。1947年,在德国科学院内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收藏并研究吐鲁番收集品,来自全德国的专家继续研究着这些文书。当柏林墙立起来后,对德国各地文书的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有些甚至难以进行,然而,在同行之间仍然存在着富有成效的合作。1965年Wolfgang Steinitz 和Georg Hazai在东方学研究所内成立了吐鲁番研究协会。从1969到1991年,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都在GDR科学院古代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下的古代东方部进行。从1992年以来,柏林-布兰登堡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院 (BBAW)的吐鲁番研究项目是以研究伊朗与突厥语文书为主。这些文书残片的目录正在进行编辑,这是哥廷根科学院的项目“德国收集品中东方文书总目”的一部分。

对出土于丝绸之路北道的文献资料来说,柏林收集品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重要的。它包含出自中亚的数量最大的摩尼教原典,其他有特色的收藏还包括粟特语的景教文献,一些巴克特里亚语言的残片,以及一些古代突厥语诗歌。

残片的年代相差很大。最古老的残片,包括印度戏剧文献,年代约为公元4世纪,比以前所猜想的印度戏剧的年代还要早。中国收集品中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年代为4-5世纪。大部分突厥语文献的年代为9-14世纪。

在丝绸之路南道、吐鲁番特别是在敦煌的发现物现在分别保存在伦敦的英国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以及其他收藏机构。

数十年的科学合作不仅达成了知识的共享,同时也使得这些文书可以得到实际有效的使用,如可以把碰巧分散在不同收集品中的同一文献的残片结合起来。

勒考克在《中国新疆的沙埋宝藏》第59页写道:“我们的探险队去哈喇和卓(高昌古城)太迟了。如果再早一点,就可以拯救更多的非同寻常的萨珊-希腊风格的绘画,那样我们也就可以拯救更多的该宗教社区的文献,这些文献对宗教和语言的历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农民告诉我说,在探险队到来的五年前,有一些寺院被夷为平地作为耕地使用,他在其中一个废弃的寺院里发现了满满一车写有字的文书(如摩尼教文书),就是我们现在正费尽心思寻找的东西。很多文书都带有金饰或彩色图片。但是他很害怕,首先是担心这些文书是不洁净之物,其次他担心当地的汉人会以此发现为借口进行新的勒索,因此他直接把那整个宝藏丢进了河里!”


文书的版式与内容

这些残片展示了不同书籍的版式,有熟悉的摩尼教和景教律书版式,也有中国人偏好的卷轴版式。佛教的传播使印度用棕榈叶做成的书的版式得到了广泛传播,通常这些棕榈叶是椭圆形(宽度和高度比为3比1),在页面三分之一处有个孔。至于在9世纪才出现的印本书,回鹘人中最流行的版式是“可折叠的书”(leporello)。印本书只有一小部分,但也是吐鲁番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印本书不是用活字印刷的,而是用雕刻的整页的木板印刷。这些“木刻板印刷”可能就制作于吐鲁番的众多遗址,其中有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突厥文和梵文文献,大部分年代在13到14世纪之间。除了一些印本日历,其他的主要是佛教文献,因为佛教徒印刷经文也就是积功德,因此,印本通常和手写的突厥语文献同时存在。也保存有整版印刷的本生经(关于佛陀前世的故事),页面上部三分之一处带有插图,但是,只有少数印本保存完整。

除了当地生产的不同种类的纸张,也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优质纸张。还有一小部分文书是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片、丝绸、羊皮及石头上的。

大部分文书的内容都与宗教有关。这足以证明丝路绿洲城镇的宗教社团,以及三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传播。

也发现了文学作品和大量世俗文献。词典、目录与语法片段证明当时存在多种语言的问题。大部分宗教文献都是翻译作品,从叙利亚语翻译为伊朗语,或从土火罗语译为古突厥语,或如大多数佛教文献那样从汉语译为粟特语或古突厥语。科技文献,如医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文献,或者是日常生活与习俗的文献,比如占卜、解梦、预言或日历等都有遗存。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是多用古突厥文书写的出自寺院和私宅、或出自公私档案的经济与法律告书。税役文书,过所和各种清单也有保存。还有奴隶与财产的租赁或所有权的买卖文书等,这些都证明当时人们对书写很精通。显然,至少从很多突厥语文献来看,其书写者经常是作者本人。此外,还有专职的写书手,他们处理世俗文书,但是在寺院里,很可能是僧人自己书写或誊写经书。可以推测,在图书馆和其他地方的写经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了,因此实际的数量可能是很大的。特别是关于摩尼教的文献,这个损失是相当令人遗憾的。摩尼教不仅是其缔造者根据以前所有的最新的和最好的宗教教义所创立的特别的宗教体系,而且他们还花费所有的精力来艺术地展现他们的信仰:他们创作的书,其华丽典雅的风格就是要超出以前的一切,而且确实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典范。


文献的文字与语言

文字和语言之多令人吃惊。但是梵语、古突厥语、汉语、中世纪伊朗语和土火罗语文书的数量是最大的。

在H. & E. Luders 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吐鲁番收集品中梵语文书的研究自1950年以来也一直在进行中;这件工作由E. Waldschmidt及其学生和合作者首先在(柏林)德国科学院内进行,1965年以后在哥廷根科学院进行。详细描述吐鲁番收集品中梵语文书的目录(由E. Waldschmidt开创、前5部分由他撰写或在他指导下撰写)是1990年来哥廷根科学院进行的“德国收集品中东方手稿总目”项目的一部分;最新的一期是K. Wille主编的第9部分(2004年)。此外,从1973年以来,哥廷根科学院还在进行一个项目:“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佛教文献及说一切有部正统文献的梵语词典”(主编:H. Bechert;科学编辑:M. Schmidt);迄今为止该词典已经公布了大部分。

汉语文献研究是在与日文文献目录研究的联合协作下进行的,其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识别文献残片并进行编目,因为大多数都是佛教书籍的残片。

E. Sieg和W. Siegling编辑了土火罗文书。因为这些文书对印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法兰克福的同行Saarbruchen和Uppsala正在对它们重新进行编辑,并且被作为范例发表在提图斯(Titus)项目中。 

关于数量比较少的叙利亚文书残片,只有个别部分被公布。

使中世纪伊朗语和突厥语文书残片可以理解和使用,这是BBAW的院级课题“吐鲁番研究”的目的,也是哥廷根科学院“德国收集品中东方文献联合目录”柏林项目组2的目的。在这个研究方面两个学院目前和将来的密切合作也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扎希兹的《动物之书》中有下述相关记载:

易卜拉辛曾经对我说:“我希望Zandiks(比如说摩尼教徒)对使用干净的白纸和上等的黑墨水不是如此热心,那样的话他们对书法家的刺激就比较小;因为实际上我所见到的纸没有可以和他们书籍所用的纸张相媲美的,而且没有书法可以和他们书中的书法相媲美)”。我回答他说:“摩尼教徒竭尽全力地装饰他们的圣书与基督教徒装饰他们的教堂是一回事。”(摘自K. Kessler的译本片段:摩尼教研究,柏林,1889年,第366页)


摩尼教:关于两种原理的教义

摩尼(216-277)是帕提亚贵族后裔,他通过结合同时代的其他宗教在美索不达米亚创立了摩尼教。这种宗教在犹太教—基督教基础上,浓缩了诺斯替教、索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的原理,提出了普救说,其中心教义就是二元论,即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法则。摩尼教徒的主要任务是把被物质世界束缚的光明释放出来,并引导其通向光明的天国。摩尼教在古代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传播(在西方传播远达罗马和北非,在东方远及中国东南沿海一带)。762年到840年之间,摩尼教甚至成为了回鹘王国的国教。因受迫害与战争的缘故,摩尼教被迫撤退,约在14世纪完全消失。在很多语言的文书中都保存有摩尼教的证物以及部分摩尼教文学作品。



王平先 译自 柏林-勃兰登堡自然和人文科学研究院编Turf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