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之四

时间：2020-12-03 11:27:08 来源： 作者：高启安 点击：

《21世纪：敦煌学涛声依旧》的回应

二十年前，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笔者撰写了一篇浅薄的小文，探讨敦煌学100年来的粗线条历程，坚定地认为二十一世纪，敦煌学涛声依旧。①一时之兴，文章浅显。从5个方面作了论证。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当初的判断是否正确？未来的80年，敦煌学的“红旗”还能打多久？还有哪些主要的课题面临突破？敦煌学在深度和广度上，还需要怎样的努力？作为敦煌学研究的第一园地，《敦煌研究》如何发展，如何引领敦煌学？更好地为敦煌学研究助力？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思考。

现在重读当年所写拙文，感慨良多。

第一个问题：敦煌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当时的结论是：同石窟壁画、浩如烟海的文献所提供的信息相比，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还有限，敦煌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还有旺盛的生命力，潜力还很大，敦煌学并没有到“穷途末路”，无路可走。

20年的敦煌学发展说明，当时的旺盛生命力、潜力巨大的判断没有错。不要说“穷途末路”、无路可走，随着研究的深入，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敦煌学正在充分展示其欣欣向荣的旺盛生命力。

记得当年曾做过一个统计，前100年与敦煌学相关的论著是“万篇论文千部书”（约1200部。此数字是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不具备精确意义）；2000年当年的统计是“千篇文章百部书”（由于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当年的论著数量是一个高峰。同样是粗略统计）。

而此后的20年里（包括2000年），据敦煌研究院统计，70年内出版专著和资料集约3000部② ，就是说，减去约1100部，这20年，共出版专著及资料集大约1900部。若依同比例计算，发表论文约2万篇，比前100年大致翻倍。尽管不同的统计方式、口径及视界不一致，但数量上每年比起上个世纪，研究成果呈现出喷涌状，相信大家不会有异议。

如果说数量上的成倍增长，只是一个“旺盛生命力”的标志的话，那么，研究领域的拓展，更能说明问题。路子越走越宽，范围越来越广。

除了继续以新的、更清晰、捷便、不同形式的资料大规模出版、数据库的建设和公开，为学界提供及时、快捷的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外，在许多领域也是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对学术的贡献，在世界敦煌学中的地位，许多专家学者已有总结和概括③ ，在此不赘。

第二个问题：敦煌学：年轻的学问，方兴未艾

从论著数量显然可以说明敦煌学的繁荣景象。但如果没有新鲜活力的注入，研究势必将式微。

以往，敦煌学的着眼点多集中在石窟和藏经洞出土文献这两大资料集中区域，学界的关注点、研究热点也多集中在此领域。随着考古新发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呼应，敦煌学新资料不断出现，新视觉不断转换，敦煌学仍然在焕发青春，方兴未艾。

如考古：三危玉矿的发掘、西城驿的发掘、马鬃山玉矿的发掘、地埂坡古墓的发掘、悬泉汉简的整理出版、马圈湾汉简的整理出版、肃北等地岩画的不断发现和公布等，都是新材料。甚至莫高窟附近五个燉采石场的四个岩画图像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敦煌学研究的长足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视角。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相伴相行，进一步扩大了学术视野。这从敦煌研究院对外交流的广泛、屡次派员考察印度石窟、阿富汗、巴基斯塔乃至中亚相关国家的佛教遗存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石窟研究者的视野已不满足于对国内现有的考古和探索，目光有意识地投向域外，追根溯源。追根是为了更清晰地探源，也是更精准地把握和理解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演变。

如果说石窟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话，敦煌历史的研究因丝绸之路研究的兴盛，也不断开掘新领域。以饮食文化为例：在敦煌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拓展到丝绸之路饮食文化领域，不仅钩沉、研究西来的饮食文化元素，也将目光投射到华夏饮食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上揭三危玉矿遗址、马鬃山玉矿遗址的考古发掘、酒泉干骨崖墓葬考古报告的出版④ 、张掖西城驿遗址考古报告的出版、河西走廊多个县市无数岩画的发现和揭示等，将敦煌及其周边的历史向前丝绸之路期、向史前期延伸。“玉帛之路”的提出，岩画的深度解读，都为敦煌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领域。敦煌周边不断出土的与敦煌学相关联的考古资料大量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研究资料的内容，如新疆洋海古墓的考古报告新近出版⑤ 、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出土的文物及壁画⑥ 、吐鲁番新出文献的整理出版、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甘肃天祝岔山村吐谷浑大墓的发现等等，一言以蔽之：无论从地域、资料关涉面、视野转换，研究新方法的接入，敦煌学仍是一门继续扩张的学问。

其三，研究队伍的持续扩大，其他学术领域学者的加入，敦煌学研究队伍在国内不但没有出现青黄不接，而且队伍持续增加，一大批年轻学者快速成长，他们获取资料的能力、对外交流的能力、认知学术前沿的敏锐，对新方法的接纳和掌握能力，都总体上超过了老一辈的敦煌学者。这从一大批新近出现的学术成果中可知其一斑。

其四，敦煌学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以及每年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长亦可说明（详细资料在统计中）。

第三个问题：敦煌学：面临突破和发展

这个问题， 上揭诸位先生已有前瞻，本人也未作深入思考。暂不置喙。

第四个问题：西部大开发：敦煌学新的机遇

2000年， 尚未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今天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在“西部大开发”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中的深入，是宏大战略眼光的更加长远投射，也是历史上西部、即丝绸之路中国段繁荣昌盛经验的认识和总结。如果没有更深入的向西开放，只靠东部来带动西部，势必会有乏力和被动之弊，西部的振兴，必须走东西两头开放的路子，依靠东部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利用中亚、西亚相对落后（技术、资金、生产力整体水平）、需求旺盛的机遇，向辽远的西部域外开放，起到带动西部、振兴西部的作用。无疑，这是敦煌学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又一次机遇和强大动力。敦煌学应该乘势而为，体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敦煌学特质。

当年在拙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西部大开发，为敦煌学的进一步繁荣和辉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敦煌学也会迎来它的又一个春天。”将“西部大开发”换成“一带一路”，仍然没有过时。

最后一个问题：敦煌学，任重而道远

今天重温这句话，我觉得仍然适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讲话，对敦煌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既是对敦煌学人的鞭策鼓励，也是敦煌学人责任在肩，无需扬鞭自奋蹄，自觉与自励的动力，更是敦煌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

① 高启安《21世纪：敦煌学涛声依旧》，《东方》，2000年7期，第4-7页。 

②《三千余部敦煌学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添翼》：“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70年来有3000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出版。”https://www.sohu.com/a/342922945_120207621。 

③荣新江《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郑炳林《机遇与挑战-新时期敦煌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张涌泉《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2009-02-19《光明日报》）；夏生平《近二十年来敦煌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刊布》，（《敦煌研究》2008年5期）；郝春文《敦煌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06月24日）；赵声良《三千余部敦煌学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添翼》：“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70年来有3000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出版。”https://www.sohu.com/a/342922945_120207621 ；郝春文等《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等。

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酒泉干骨崖》，文物出版社，2016。 

⑤ 吐鲁番市文物局《新疆洋海墓地》（全3册），文物出版社，2019。

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文物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