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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之五

时间:2020-12-04 16:47:50 来源: 作者:张涌泉 点击:


要重视敦煌汉文文献与胡语文献的比较研究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约七万号古写本文献(极少数为刻本或拓本),其主体为汉文文献,但也有小部分为胡语文献,包括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等。此外,一些写本还存在正背面分别抄写汉文文献和胡语文献的情况,有时甚至同一面汉文文献、胡语文献杂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治学背景的差异,我们大多数敦煌文献的研究者对胡语了解不多,或者压根就不懂,这就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利影响。这里我想举伍伦2019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的7号拍品“周绍良旧藏敦煌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下或简称为“伍伦7号”)为例,试作说明。

伍伦7号系周绍良之旧藏,启功题耑,2019年7月14日拍卖时以4025000元人民币成交,一时引起轰动。方广锠叙录称:“从原件形态考察,确属藏经洞所出敦煌遗书。”此卷卷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金刚经》汉文经文旁还附有胡语注文。原卷所附纸笺称:“此卷经文旁间有梵字音注,与众卷不同,亦一特色也。”方广锠认为所附注文是藏文,他说:“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周绍良先生藏《金刚经》跋)方广锠(2019)还指出此件《金刚经》的汉文应抄写在公元7—8世纪,并认为上面的“藏文”应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某位兼通汉藏文字的人士,在诵读《金刚经》时所作的标注”(方广锠、李际宁《伍伦经眼古经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张1.png


图1  伍伦7号玉池及写卷前部


后来我们在对所有已刊布的敦煌《金刚经》经本作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共3737号),发北大敦20号《金刚经》写本似曾相识,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


张2 (2).png


图2  北大敦20号后部


伍伦7号与北大敦20号皆为《金刚经》罗什译本残卷,二号用纸、行款格式相同,而且可以直接缀合。二号缀合后,衔接处如下图所示:

 

张3.png


图3  北大敦20号后部+伍伦7号前部缀合图


北大敦20号行间也有胡语夹注。但这夹注字母的性质,《北大》叙录称为“婆罗谜字母注音”,而前述伍伦7号的胡语夹注,或以为“梵字”,或以为藏文,众说纷纭。由于我们不懂胡语文献,具体的判断和后续的研究便陷入了困境。后来我们请教了复旦大学历史系高田时雄先生的博士后余柯君博士,他认为《北大》叙录的判断大体是正确的,这些夹注胡语确是婆罗谜字母,但婆罗谜字母可用于书写梵语、藏语、于阗语等多种语言,这些夹注的婆罗谜字母“应属晚期的(9-10世纪)草体于阗婆罗米字母”。余柯君还指出,北大敦20号末行首字左侧残存的字母“张4.png ”,可与伍伦7号首行首字“辱”右侧夹注字母的残笔(张5.png )拼合为一完整的“张6.png ”,“ 张7.png”正是左侧经文“辱”字的婆罗谜字母(śu’ha)注音(比较伍伦7号第6行“辱”字右侧同一婆罗米字母“张8.png ”)。这个婆罗谜字母的拼接解读,为这两个卷子可以缀合提供了铁证。余柯君认为,“北伍二件”中的婆罗米字母注音所反映的汉语音系既有西北方音的共性,又有其特异之处,对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敦煌文献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最重要的实物遗存,不但汉胡文化水乳交融,即便中外文化也是深度融合,这就需要整理研究者有世界的眼光,有各文明古国的古代语文学养,在综互比较上下功夫。我们的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也要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鼓励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把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年轻人,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