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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之六

时间:2020-12-08 10:46:01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刘进宝 点击:


加强西北史地研究,推动敦煌学研究深入发展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敦煌学理论也日益得到重视。敦煌史地也是成果丰硕,但还需要加强,不能就敦煌谈敦煌,而要与西北,尤其是与河西历史地理相结合。



如敦煌文献是敦煌学的主体是,其中就有一些反映西北地域的社会经济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尤其是敦煌的社会生活。如西凉建都于敦煌,敦煌文献S.0113号《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凉政权在敦煌所实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反映,它虽然只保留了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但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西凉将民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同时还将每户的人口按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反映了当时敦煌的地域和时代特色,这对于我们了解西凉政权的统治政策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本件文书也是目前所知惟一的一件十六国时代的户籍写本,如果将其与同时期中原的赋役政策进行比较,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年龄上又与《晋书•食货志》所记载的标准略有不通,即成丁年龄略大一些。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即与当时敦煌社会稳定、人口较多有关,又与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关联,说明中华文化与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

北魏孝明帝时将敦煌改为瓜州。北魏分裂后,河西属西魏管辖。敦煌文献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就是西魏统治敦煌时期的计帐资料,它对当时敦煌所实施的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人口、土地、赋税等情况,对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经济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本件还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惟一出土文书,而历史文献中对北朝实施均田制的记载比较简略,许多具体的细节无法获知,而通过对本件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相关情况,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这些当时、当地的留存文献,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又可以与史籍文献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全国政策的一致性。

与敦煌记籍文书相似的材料,有2010 年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西南的黄家湾滩墓葬中发现的西晋木简,其中有西晋建兴元年( 313 ) 临泽县廷对孙氏兄弟争讼田坞案的审理记录,被定名为《西晋建兴元年( 313 ) 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 。简文中出现的“旧坞”、“田坞”、“旧田坞”、“坞”、“居城北”等,与敦煌文书《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赵羽坞”等有相似之处,可以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另外,在吐鲁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 中出现的“息男”、“息女”,又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帐》中记载一致。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赀簿,朱雷先生已经做了精细的研究。 

敦煌文献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还保留有较多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如对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进行分析、探讨,可知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东晋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朝自认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所谓南朝文化,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  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没有因地处西北边陲而与中华主流文化隔离。

就是以宣扬、讲解佛教图像为主的变文,也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西晋郭璞在注释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蹵蛩蛩,辚虚距”时,已经使用了“变文”这一词语,即“距虚即蛩蛩,变文互言耳。” 郭璞所说的“变文”,是儒家注经时常用的方法之一,即用通俗的词语来解释难懂的词语。 另外,《毛诗注疏》曰:“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传》:良鱼在渊,小鱼在渚。《笺》云:此言鱼之性寒则逃于渊,温则见于渚,喻贤者世乱则隐,治平则出,在世君也。《正义》曰:毛以潜渊喻隐者,不云大鱼而云良鱼,以其喻善人,故变文称良也。” 李小荣先生认为,孔颖达在《正义》中指出毛亨传《诗》时,用“良鱼”替换“大鱼”,与郭璞“变文互言”的含义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变文”这一注经的语言形式早就出现了,可能影响到了汉魏六朝的杂赋,并转变为一种文学的形式。我们知道,中国雅文学的传统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果说变文的写作形式与赋有一定的关联,那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程毅中先生在1961年初完成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认为“变文”不一定就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可能也存在着中国传统源头,即受到古代的赋,尤其是杂赋的影响。“变文这种文学形式,主要是由汉语特点所规定的四六文和七言诗所构成的。”“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远可以从古代的赋找到来源”。认为敦煌写本《韩朋赋》、《燕子赋》等“在演述故事上和变文是相同的,只是在形式上还保存着杂赋的格局”。如《燕子赋》“实际上就是一首五言诗”,《舜子至孝变文》“就是以六言为主的赋体”,《伍子胥变文》“基本上是四六文,中间又插入几首歌词”。通过对变文体裁和内容的分析可知,“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它“既有悠久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丰富多样的变化形式。” 

以上所说敦煌、临泽、吐鲁番都属于西北边陲,尤其是敦煌和临泽都在河西,是敦煌学产生的基础土壤。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说:“欲究敦煌之学, 须先明敦煌之学之背景与基础, 即所谓‘河西之学’者是。所谓‘河西之学’,包括四郡、五凉、三秦与一夏, 而以‘五凉’为最根本。” 由于汉魏时期河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才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五凉文化”,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献,既有河西地域文献,也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制文献和儒家经典,说明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与中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汇聚窗口的敦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

研究敦煌学,就要将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视野中,如我们在讨论敦煌名称的含义是,一直在争论敦煌是汉族名称,还是少数民族语。敦煌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中,是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如果将敦煌名称的出现与武威、张掖、酒泉合并考虑,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敦煌文化既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同时还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正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

从敦煌的历史可知,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如谈到敦煌,无法绕开匈奴这个民族,匈奴早先只是我国北方草原众多不同族源、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游牧部落中的一个,到战国后期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族群共同体。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日益强大。汉武帝时,汉匈之间展开了多次战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就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汉朝获胜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对河西地区开始了行政管辖。此后,匈奴民众部分西迁,大部分逐渐融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

关于匈奴的种族,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即是东亚蒙古人种,是地道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迁徙到中亚的部分,经过几代或多代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就具有了突厥人的成份。有些学者就将突厥与欧罗巴等同起来,甚至直接说匈奴就是欧罗巴人种。这样就将匈奴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剥离出去了,从而为匈奴民族西来说者所利用。

另如月氏,在我国先秦典籍《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就有零星记载,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月氏人居于“敦煌、祁连间”。匈奴崛起后,与月氏争夺河西。约前176年,匈奴击破月氏后,大部分遂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后来在乌孙的打追下,大月氏再次西南迁,征服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并分五部翕侯以治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为了邀请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共同夹击匈奴。可见,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国北方至西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罗”,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即巴克特利亚或大夏,指兴都库什山与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今昆都士(唐代活国)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各国考察家、探险队到我国西北考察、探险,发现并劫走了我国的许多文化瑰宝。其中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了一大批用北印度婆罗谜字(Brahmi)书写的各种语言的古代写本。因为这些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怎样称呼和解读这种语言,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德国学者缪勒依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记,在1907年将这种语言定名为 “吐火罗语”(Tocharisch)。1908年,梵学家西格和西格林发表论文,赞同缪勒的命名。

由此可知,所谓吐火罗语是指在我国新疆库车(汉代的龟兹)、焉耆、吐鲁番等地流行的一种语言,因这种文献发现时不知其名,西方学者便将其命名为“吐火罗语”。由于发现的地点不同,又称吐火罗语A、吐火罗语B,或称东吐火罗语、西吐火罗语。当又有新的文献发现后,便被称为吐火罗语C。

在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指称我国新疆的龟兹、焉耆地区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罗人。将这里发现的文献命名为“吐火罗语”,也没有任何的根据。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落后,我们的许多文化由西方学者命名的一个反映。如“敦煌学”、“西夏学”最早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提出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陕西考察后,他还计划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考察,但由于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作为一种安慰性的奖赏,欧洲学者将沿河西走廊南缘通往新疆的山脉,即甘州(甘肃张掖)到肃州(甘肃酒泉)之间的祁连山命名为“李希霍芬山”。 

学术界部分学者目前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但“大月氏人来自东部,吐火罗人来自西部”。从文献记载而言,根本无法肯定大月氏与吐火罗为同一民族。 

由此可知,关于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罗,目前都是推论,并没有直接史料予以证明。由于西方学者将公元6—8世纪流行于天山南麓龟兹、焉耆一带的民族语言称为吐火罗语(实际上是龟兹、焉耆语),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发现了距今4000年属于青铜时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白种人特征。有些学者就将其类比等同起来,认为小河墓地居民讲的就是原始吐火罗语,他们是原始吐火罗人。有的学者在探讨敦煌名称的含义时,认为敦煌是吐火罗的译音,我以前也同意并引用这种观点。由此认为敦煌是外来的词汇,为敦煌文化西来说提供证据。

我们强调匈奴、乌孙、月氏等民族的属性,并不是要将敦煌与中亚、西方隔开。正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说,敦煌文化既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以上所说要加强西北史地研究,自清代中叶以后,由于西北边疆的危机,中俄关系史、西北史地、元史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近年来,甘肃地方史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既有《西北通史》《甘肃通史》《酒泉通史》等通史性著作,又出处了许多专门史和地区专史。但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尤其是不能将其局限在河西、甘肃,要放在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中考察。如前面所说敦煌名称的含义,月氏、乌孙、匈奴西迁后在中亚的活动及其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等,这些问题都是敦煌学的内容或与敦煌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需要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