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五：基础保护篇——精神大厦的坚实地基

 

   对莫高窟的保护，该从何时说起呢？历史地讲，有创建自然就有保护，莫高窟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保护。

 

   客观地讲，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寺院僧侣因信仰而保护这些“天国神灵”的，包括王圆箓定居莫高、看护石窟、清理积沙也是保护。

 

   及至后来，于右任等极力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向达等数番赴敦煌实地考察，常书鸿从法国到莫高窟，都是为了保护。

 

   但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莫高窟大约要从1943年张贴的一张告示算起。

 

 

   据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文章记载，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九层楼北侧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还要求参观者不得在壁画塑像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生火住宿、嬉戏打闹等。

 

   “这一张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为石窟保护开创了人为管理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儒僩这样评价这一告示。

 

    这一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还做了一件大事：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莫高窟修建了高约2米、厚约0.6米、长达1007米的夯土围墙，加强石窟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用行动明确宣告莫高窟有了保护机构，不能再任意破坏了。如今，在第1窟北边山坡通往上山小道的旁边还能看到一段几十米的残垣断壁，就是当时修筑围墙的历史见证。

 

 

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修筑的莫高窟围墙遗迹

 

   此外，常书鸿为了保护洞窟，还为第428窟、第61窟、第98窟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安装了窟门。

 

当时，没有经费，常书鸿就到敦煌县城，动员官绅士商捐献窟门，大约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流沙堆积，尤其是靠近鸣沙山的南端石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或封堵窟门，或流入窟内破坏壁画塑像，或封堵洞窟之间的通道，使得进窟难，上下洞窟更难。

 

    据说，张大千为上第161窟搭了个蜈蚣梯。结果，上去后不敢下来，只好等人来救援；等人时无聊还在甬道北面用土红色颜料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仍在。

 

 

张大千在莫高窟第161窟自画像

 

   沙，挡在追随梦想的艺术家面前。

 

   “沙是石窟保护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常书鸿就一直把治沙作为保护工作的重点。

 

   但，沙，细小的沙，却没那么容易被清理。尤其对当时缺乏治沙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艺术家们来讲，愈加难！

 

但第一代“莫高人”凭着对石窟保护的极大热情，想了种种办法。

 

    先是“引水冲沙”，设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在沙土堆筑的临时水坝中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冲沙。这种办法能削去一些沙堆，但冲出去的距离有限，只能把沙堆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作用不大，过了一段时间就停了。

 

 

    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莫高窟修筑了挡沙墙，以降低鸣沙山吹来的沙粒对莫高窟的侵害 

 

    1946年以后，在敦煌名士任子宜的提议下，开始就地取材，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高约1.5米、厚0.35米的“土坯防沙墙”。防沙墙能把流沙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飘落到窟前的流沙。这个办法有效控制了流沙，弊端是一两年后，墙后流沙堆积，需及时清除。

 

   因为防沙墙起作用，又想法清理防沙墙后堆积的流沙。孙儒僩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工具：用帆布缝制成长约20米、直径约0.3米的帆布筒，将帆布筒上口连接到防沙墙流沙孔上，出口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放沙，再用牛车拉走。这个办法可行，但帆布筒易被流沙磨蚀破损，需经常更换，经济上比较吃力。

 

 

195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莫高窟崖顶挖防沙渠

 

   1955年，又在洞窟山顶的平坦处挖了1000多米的防沙沟，沟深1.2米、宽约2米，挖出来的沙砾也就地堆积到防沙沟的东面，用来拦蓄流沙，也起了一定的控制流沙作用。

 

   “尽管还有沙子，但与清除前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景象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明显感觉到了人为管理的效果。”孙儒僩回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清理的积沙累积有三四万立方米，想想当时的条件，真是极为不易。

 

 

    对于常书鸿、孙儒僩们来说，在艰苦的清沙等工作中，最令人幸福的，大约是发现新的洞窟。

 

   1953年，他们就遇上了这样一件幸福的事。这年5月，在清理第233窟前面的土台时，发现了6个唐代洞窟，后被依次编号为第470窟至第475窟。发现这批洞窟时，窟门内同样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内的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散乱地跌倒在流沙中，破碎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修复残破塑像的技术，只得暂时收存起来。这个窟的壁画也很好，可谓线描、造型与色彩俱佳，但由于洞窟长期封闭，打开后暴露在空气中，就出现了壁画大片起甲、地仗严重酥碱的现象。可惜，当时对这类壁画病害几乎是束手无策。

 

   正是，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幸福，就遭遇一记“当头棒喝”，心痛的感觉大抵不过如此。

 

   这一年，首批“莫高人”在调查的基础上，仿照古人做法，掺入麻刀（一种纤维材料，古时掺到泥浆里，用以提高墙体韧度和粘接性）和少量红土，调制成麻刀石灰浆，试着为窟外崖面上五代、宋初时期剥落的露天壁画加固边沿。因为仿照得法，修复的露天壁画边沿不仅与原壁面十分协调，加固性亦令人满意，至今还保存完好。

 

   1957年7月，莫高窟迎来了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国外医生”，开启了用打针注射方法修复壁画的历史先河。

 

   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

 

 

1957年，捷克专家格拉尔在莫高窟第474窟修复壁画

 

   这对常书鸿、孙儒僩以及当时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474窟做试验，现场观摩学习。约瑟夫.格拉尔大约按10∶1的比例，将一种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再用一支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看了演示，大家感到“打针修复法”很神奇，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捷克专家还作了一次壁画修复的专题报告，理论结合实践，让莫高窟人开了眼界、受了启发。

 

   初期，在类似的琐琐碎碎的工作中，莫高窟的基础保护进程逐渐加速。

 

   孙儒僩在《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一文中说，累积三四万立方米的流沙，清除完了就完了；即便是已开裂或即将倒塌的塑像、空鼓起甲的壁画，也是或修缮扶正、或修复加固，都是修旧如旧，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的确，不同于研究出专著、有别于临摹出画作，在保护工作中“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今，夯土的围墙已经倒塌，化缘安装的窟门换了新颜，绞尽脑汁设计的“引水冲沙”、防沙墙、防沙沟、“导沙帆布筒”或许在今人眼里略显“小儿科”，但在当时，件件桩桩无一不是开创性举措，点点滴滴无一不是奠基性工作。

 

   风过无痕，雁过无声。即便没有留下痕迹，第一代“莫高人”带着温度的手指触摸过的每一寸莫高“肌肤”，带着梦想的脚步丈量过的每一米莫高土地，每一个洞窟都知道，每一代“莫高人”也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