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六：窟体保护篇——给“飞天”一个安全的家

 

   千年莫高窟的2000余尊精美塑像和4.5万平方米多彩壁画，就“住”在敦煌鸣沙山东麓1680米长陡崖上的492个洞窟中。

 

   这492个洞窟，大小不一，是“飞天”永远的家。

 

   这个家，外表朴素，内容丰富。这个家，孑然千年，守望历史。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莫高窟全部开凿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崖面是由砾石、沙土及少量钙质胶结而成的岩质砾石层。

 

   古代先民之所以在此地开凿洞窟，除了历史背景外，也是看上了这里的地质条件。

 

   莫高窟的千年历程也证明，先民眼光独到。

 

   但，岁月的刀、自然的刀还是无情地挥向莫高窟，一点点地啃噬啮咬着。

 

   “莫高窟窟体病害是风雨等自然和地震等地质危害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告诉记者，风引起的沙害，不仅会填没洞窟，还会对洞窟的珍贵壁画造成磨蚀；雨水则可能汇集成洪水，直接灌入洞窟造成劫难；而经年累月的风化、水蚀，虽然不起眼，却如同刀削般一点点、一层层地剥蚀，使莫高窟洞窟崖体本身越来越薄，再加上地震等地质灾害，若不及时防治，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病害。

 

   “比如，产生构造裂隙、垂直裂隙、水平裂隙等各种裂隙。”苏伯民说，就相当于百姓居住的房屋屋顶、墙壁出现裂隙或孔洞，必须及时维修或防治。否则，轻者，风、沙、雨通过孔洞直接进入洞窟危害壁画塑像；重则，一旦遇到大的震动，洞窟就可能直接垮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此外，莫高窟本身也是具有“危险的”。代代先民在1.66万平方米的鸣沙山崖壁上，见缝插针般地开凿了492个洞窟，“平均16至27平方米崖面上就有一个洞窟，的确有些密集。”苏伯民认真地算了算。

 

   加之，又在大窟之间开小窟，形成不同层次、高低错落、密如蜂巢的石窟群，造成洞窟大小不一、体积相差悬殊、间壁过薄、中下部被挖空使上部失去支撑等现象，使洞窟本身就有着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种隐患，都让“住”在洞窟里的2000余尊精美绝伦的塑像和4.5万平方米流光溢彩的壁画时时刻刻发出低沉的呼喊——“谁能给我一个安全的家？”

 

 

   “解放初期，大家就深深意识到保护莫高窟窟体这个‘家’的重要性，但苦于条件、技术所限，只能开展一些试验性加固工程。”苏伯民说，这个过程也相当重要，“为今后科学保护探索了道路，摸索了方法。”

 

   1950年7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为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直属单位。此后，莫高窟的保护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

 

   1951年，国家文物局委派赵正之、宿白、莫宗江、余鸣谦四位专家组成工作组，针对莫高窟自然环境、建造年代、洞窟损害情况、石窟崖面情况、窟檐情况等开展了三个月的考察，并由古建筑学家陈明达写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文中第六部分“修理意见”即为敦煌石窟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中长期规划，成为莫高窟保护工作的纲要性文件。

 

    四位专家在考察的同时，还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进行了一些窟檐局部修缮、窟檐落架大修、为露了顶的窟龛塑像修建临时窟檐等简单的修缮工程。

 

   1954年6月28日，文化部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函指出：“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不使其遭受任何损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石窟本身由于地质关系已时有崩塌的危险，风沙雪水正不断地损坏着壁画和雕塑，因此继续做好及时的抢修工作仍是必要的。”

 

“   这体现了‘国家责任’。”苏伯民说，以前都是常书鸿等艺术家们凭着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在保护石窟，方法手段上是“传统手工业式”的；而到了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从“底层自觉”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开创性地运用现代工程技术保护莫高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如斯，对于喘息了千年的莫高窟，何其幸哉！

 

    “加固石窟，解除地质病害对石窟安全的威胁，并尽可能地保存石窟原有风貌。”尽管没有任何先例和既有经验可供参考，但原则很明确。

 

   1956年夏秋之际，国家文物局委派余鸣谦、杨烈、陆鸿年三位古建专家到莫高窟调查研究，核心任务是为加固第  248至260窟一段北魏石窟收集资料。

 

 

1955年莫高窟第256窟窟顶附近修筑防沙墙

   1957年1月2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专家会议，陈明达、余鸣谦等考察调研的专家几乎都到场，对“248至260这一段石窟试验性加固工程”的原则进行了广泛讨论， 并达成“临时性加固与长远规划相结合、事先作好测绘及地质勘探、加固工程可逆”等共识。

 

   “对第248至260窟的加固，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后规模最大的工程。”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在其著作中回忆说，当时加固的主要方法是“方整石砌石柱”，但当地的泥瓦工只会开石料，不懂工程技术，还是常书鸿老所长通过任震英从张掖找来一批退休的青岛石匠解了燃眉之急。“总之，（上世纪）50年代对石窟的保护，还处在调查研究和探索试验阶段，除了一些大的项目，零星的修缮从来没有停止过，可能永远也不会停止。”

 

 

   1962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团到敦煌考察。考察团认为石窟崖壁裂隙严重威胁着石窟安全，提出莫高窟全面加固的计划。周恩来总理批准拨款百万元经费。同年11月，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院近100人的队伍进入石窟，在寒冷季节开展地质调查、地质钻探、地形和洞窟测绘等浩繁的前期工程。

 

1963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石窟加固工程破土动工。

 

 

1964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南区实施崖体加固工程

 

   此后三年，结合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的建设性意见，以保证洞窟安全为主，以坚固稳定、朴素大方、与原有风貌协调的建筑风格为原则，采取“支”“顶”“挡”“刷”的技术，对裂隙纵横的莫高窟南区崖体和石窟实施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既解决了石窟的稳定问题，还解决了石窟之间的交通问题。

 

   “此次大规模的加固，大大降低了由于地震造成崖体垮塌的危险性，大大提高了莫高窟的抗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使莫高窟能承受7级烈度的地震，使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妥善保护。”苏伯民告诉记者。

 

   1984年至1985年，根据1963年至1966年四个年头完成的三期加固工程的原则，又加固了第130窟以南一段172米范围内的26个洞窟，使莫高窟荒凉破败的区域也得到了治理，也使莫高窟洞窟之间南北贯通。1986年，又进行了第96窟九层楼上二层的落架大修。

 

......

 

   “现在已很少修修补补了，精美艺术已经有一个安全的‘家’了。”苏伯民告诉记者，2000年以后，敦煌研究院继续通过裂隙灌浆、表面风化加固、铆固法等措施实施崖体加固，加之保护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保持了石窟崖体的“原貌性”，既便遭遇暴风沙、暴风雨，也依然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结束”。

 

 

莫高窟第254窟区段崖体加固-2011年5月12日

 

   资料记载的，往往是时代的缔造者。无数默默无闻的人，比如勘测技术人员、施工工人等，虽然没有在资料中提及名字，但同样为莫高窟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90高龄的孙儒僩，至今都记得他们，更记得他们吃苦耐劳、勤奋敬业的精神。他说：“所有参加过莫高窟加固工程的人，为莫高窟保护献策出力的人，都不应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