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第66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时间：2021-04-23 10:36:29 来源：人文研究部 作者：文/闫珠君 图/闫珠君 辛欣 点击：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由敦煌研究院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第66期“敦煌读书班”，于2021年4月14日下午在甘肃省博物馆外宾接待室举办。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研究员致开幕词，对“敦煌读书班”活动的开展表示支持与感谢。“敦煌读书班”过往都是由二至三位学者做学术报告，这次应甘肃省博物馆的要求，首次以学术沙龙的形式举办，由八位学者分两场依次进行了报告。参加读书班的专家学者和年轻学子计有60余人，分别来自长治学院、山西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建筑科技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甘肃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和主办者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单位。

贾建威馆长致开幕词

上半场由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齐小艳副教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副主委张东副研究员共同主持并评议。

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以《汉代河西汲水柳斗琐议——兼说汉代守边将士所用几种汲水用具》为题，就金塔县尖泉子烽燧出土之“柳斗”、“柳斗”材料及使用场合以及其他汲水工具为主要内容，深入探讨了当时居延一线的边防士兵所用汲水工具的种类。分别有木桶、长枓、皮囊、柳斗，或者还有所谓“笼落”、即周边加上编织藤条的瓦器。高教授认为其中的柳斗殊为特别，它是用蒲草编织，而非如后世的毛柳条原料。取水（汲水）工具的多样化可以说明：汉代西部戍守边塞的士兵，使用不同的汲水工具在河、井中汲水，也突显了水在当地及戍守边防的重要作用。

山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中东城市与教育研究院院长车效梅教授做了题为《西亚城市兴起的若干思考》的报告，从伊斯兰城市的组成、行政体系及其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她提出，首先，中世纪的中东伊斯兰城市不存在市政制度。其次，中东伊斯兰城市缺乏自治和自治的法律。最后，中东城市行会与欧洲中世纪城市行会存在质的差异。行会是官方的派出机构，在官方保护下和作为政府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发展；缺乏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欧洲行会相比更加脆弱的，在不同等级之间存在更宽松的领域。从一个行列转到另一个行列不需要考试，不需要准备代表作。这个特征的社会后果之一是行会内部缺乏阶级划分，在行会阶层和行会行列中没有阶级斗争，同时也导致机器发明的匮乏。

长治学院历史系主任段建宏教授发表了《型塑与记忆：民间信仰的生成、发展与演变——以昭泽王信仰为中心的分析》的报告。他讲到在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民众不断对其建构，使信仰的内涵不断丰富，文化元素不断增多，并逐渐向民众心理渗透，使其在地域社会中承担起了重要的凝聚民心与教化民众之责。于是民众通过自己特有的叙述方式使神灵的形象不断丰满，在地域社会中传承与发展。他们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神话化、地域化、仪式化。

甘肃省博物馆《陇右文博》编辑部副主任茹实馆员以《宋淳化二年<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中的七宝图像及相关问题》为题，就甘肃省博物馆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中佛教七宝部分的图像与榜题对应关系错位现象提出质疑。通过与佛经和各经典进行比对研究，她认为此图中按照榜题内容为：“藏宝”“珠宝”“兵宝”“玉女宝”“象宝”和“轮宝”，缺少“马宝”。 按照图像排列为：藏宝、马宝、兵宝、玉女宝、象宝和轮宝，缺少珠宝的图像。她提出原题“珠宝”处，应作“马宝”；空白榜题处应作“珠宝”。同时就敦煌地区密集出现七宝图像的原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下半场由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王玉芳教授、甘肃省博物馆刘志华副研究员共同主持并评议。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牛乐教授做了题为：《图溯犀牛大海——河湟、洮岷民间大黑天信仰的流变及文化表征》的报告。牛教授讲到“犀牛大海”亦写作“西牛代海”,同音同义，为河湟、洮岷地区民间广泛供奉的家神，部分地区亦称作西牛佛、西牛菩萨，供奉者主要为青海省海东市、黄南州，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等地的汉、藏、土族群众。通过研究，他发现犀牛大海神的词源不明，图像不一，内涵不同，虽然地方志书和国内民俗研究文献亦沿用此名称，但是至今未做学术化的解释，故对其来源及内涵进行了追溯。他认为文化的传播与流变可表现为“音”“形”“义”构成的文化图式，并常以符号化的图像作为表征，此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不仅反映了文化发生和传播的历史，更传达出隐藏其后的个体与社会生命的内涵及文本意义。

河西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冯丽娟《敦煌艺术的传播与接受——围绕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两次敦煌专题展览的历史考察》指出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1930年“敦煌学”的兴起，使敦煌二字“重现”于公众的视野。而另一次历史“再现”，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首次向百姓开放，开启了皇家艺术藏品面向公众开放的序幕，使得普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品成为可能。与此通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公权力引领中国美育的发展方向，将“美育”视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作为教育救国论的重要途径，以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美育开拓者的人文眼界与社会改良的文化变革实践。通过梳理1948年及1951年三地两场大型敦煌展览文献与图像资料，明确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两场敦煌艺术专题展览将敦煌艺术重新回归世人的视野，改变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固有认知，促进了民族文化遗存的保护研究，开启了中国传统艺术资源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政治认同、文化复兴自省的互动关系。敦煌艺术展览对中国美术馆展览模式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与规范，启动了新中国美术展览的新范式。引发后续的美术家们纷纷走向敦煌，视敦煌为其必需的艺术修养来源，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敦煌热”，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祁晓庆副研究员做了《贵霜时期佛教在巴克特里亚以北地区的传播及表现》的报告。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将围绕佛塔四周的建筑分为两种：一种是佛塔四周围绕僧房，如云冈石窟窟顶西区佛寺；另一种是佛塔四周围绕殿堂式回廊，如思远佛寺、朝阳北塔佛寺、北魏洛阳永宁寺等。 提出佛塔四周围绕僧房的建筑与犍陀罗塔克西拉的毕博罗（Pippala）早期寺院、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M5寺院，以及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地面佛寺遗址的布局相似。佛塔四周围绕回廊的建筑与巴克特里亚以北铁尔梅兹地区的卡拉贴佩、法雅兹贴佩等佛寺布局类似。

又以北魏和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佛寺布局的演变序列呈现出的发展规律做了总结。最后她认为中原与东北亚佛寺中佛塔与佛殿的这种演变规律，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表现是：回形佛寺中的佛塔逐渐演变为佛像，佛像安置在殿堂内。这种东西方佛教寺院布局的变化值得进一步做细致的分析和比较。 除贵霜时期中亚地区方形佛寺建筑外，还有很多壁画也显示了与印度、犍陀罗、中国新疆和敦煌石窟壁画的联系，值得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回鹘乎？西夏乎？也谈莫高窟409窟的断代问题》首先分析了学术界对莫高窟409窟研究的进展情况，对前贤的研究成果一一进行述评，认为该窟东壁男女供养人的服饰与高昌回鹘供养像存在共性，乃其相同民族这一因素决定的，只是高昌回鹘的团花在沙州回鹘变成了团龙，体现出沙州回鹘对汉文化的更多接受；男供养人像侧有回鹘文Arslan Xan（狮子王）题记，表明其身份为回鹘王而非西夏王；Arslan Xan（狮子王）称号为突厥诸民族的所共有，如喀喇汗王朝、突骑施、葛逻禄、塞尔柱王朝莫不如此，不能据此推定其为高昌回鹘王；男女供养人造像与周边千佛图案虽为同时之物，但前者的绘制早于后者，艺术水平也明显高于后者；409窟的供养像及千佛图像以蓝、红为主色，符合回鹘尚蓝、尚红的特点，与莫高窟第152窟的回鹘艺术可互证，却与西夏之尚白、尚红习俗存在明显差异，进而认为409窟应属于回鹘窟。

每位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进行评议，然后进入讨论环节。此次“敦煌读书班”活动交流方式的调整，为更多学者提供了分享的平台，报告结束后学者们讨论十分热烈。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发言时间有限，部分内容未能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