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第67、68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时间：2021-06-02 10:16:19 来源：人文研究部 作者：文/陶蓉蓉 图/闫珠君 点击：

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读书班”第67、68期于2021年5月28日在敦煌文献研究所一楼阅览室如期举办。读书班负责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读书班一以贯之的宗旨，即通过讲座的形式倾听不同意见，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和修改建议，同时对与会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两期读书班均以三场精彩绝伦的学术讲座展开，六位学者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激烈的探讨与交流，大家各抒己见、互通学术信息。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博物馆、青岛科技大学、郑州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财经大学、河西学院、敦煌研究院各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生7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

第67期“敦煌读书班”由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苗冬博士和河西学院美术学院冯丽娟副教授主持和评议。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研究员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苗冬博士

河西学院美术学院冯丽娟副教授

青岛科技大学“一带一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赵洪娟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小红及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部王友奎副研究馆员分别做了题为《祆教犬信仰和中土犬神崇拜》、《甘肃榆中女真遗民的调查与研究》和《云冈第18窟主尊千佛袈裟之意涵》的学术报告。

青岛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赵洪娟博士

赵洪娟教授认为犬在祆教信仰和祆教徒的日常生活中均具有重要地位，祆教的“犬视”仪式是其葬俗的关键环节。祆教入华之后，祆教徒对犬的敬重与崇信之俗也被带入中土，大量文献资料和出土胡人墓葬中的犬和犬视形象便为佐证。经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发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市镇，且有祆教徒聚落建立或行商之处的甘肃靖远、宁夏固原、西安、扬州、镇江、泉州等地，均建有供民众对“犬神”进行崇拜的庙犬。由于犬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上述地点建庙崇犬习俗不免奇异。故而赵洪娟教授对这一习俗进行考证，探究中土“犬神”崇祭习俗之渊源。

首先，赵洪娟教授展开说明了祆教“犬”信仰和中国“犬神”崇祭习俗之间的联系和渊源；其次探讨了祆教信仰习俗与犬庙是否是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东西文化交流的深化，域外文化与汉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交流互动等问题；第三，赵洪娟教授讲述了从出土图像看“犬神”崇祭习俗之形成。主要以上述三点内容展开进行了深入探讨。

赵洪娟教授认为犬崇拜这种习俗的产生是当时社会民众一种经商或生活需要，外来风俗信仰在本土需求下留存变异。犬神崇拜展现了外来宗教和本土民间信仰的融合，一方面外来宗教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不断华化，另一方面又展示了本地民间信仰的多元与丰富，说明西域与中土在宗教、文化、商贸方面的密切交流与融通。因祆教不传教的特征，其教义并不为中国民众所熟知，但很多祆教习俗因为某种作用和灵验性，经胡人与汉人长期交往后，被汉文化吸收和接纳。由于犬在祆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祆教商人行商过程中对商人的保护意义及其忠诚性，对犬进行崇拜是行走在外的商人之所需。祆教的这一信仰被中国民众所接纳，并将其改变成本地民众所认可的民间信仰，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当地文化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民间信仰的丰富性。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小红硕士

王小红所述《甘肃榆中女真遗民的调查与研究》一文是其与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合力撰成。通过实地调查以及结合史料分析，可知榆中女真遗民汉氏与蒲氏确为女真遗民一实。榆中蒲察氏之变，并非迫于政治强权，实则出于复姓简化。

甘肃榆中有汉氏、蒲氏者，其中汉氏自称女真后裔。汉氏为金朝皇族完

王小红所述《甘肃榆中女真遗民的调查与研究》一文是其与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合力撰成。通过实地调查以及结合史料分析，可知榆中女真遗民汉氏与蒲氏确为女真遗民一实。榆中蒲察氏之变，并非迫于政治强权，实则出于复姓简化。

甘肃榆中有汉氏、蒲氏者，其中汉氏自称女真后裔。汉氏为金朝皇族完颜氏支系之遗留，祖先原活动于燕山以北地区，金元之际进入中原地区，明代洪武初年改姓汉氏，弘治末年迁居榆中，现有五通明及以后碑刻为证，民间遗留的传说也差可与《金史》《元史》等历史记载相印证；蒲氏为金朝高门蒲察氏支系之遗留，虽然仅见于方志记载，但是结合蒲察笃实之事迹，兼采蒲氏族人之口述史资料，亦不难确定其女真遗民身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蒲察氏之女真民族特征逐步淡化，姓氏也由“蒲察”而简化为单字“蒲”。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研究馆员王友奎博士

随后，敦煌研究院王友奎副研究馆员就云冈第18窟主尊千佛袈裟之意涵论述其新观点。

云冈石窟第18窟位于武州山崖面西段，为昙曜五窟之一。其形制作马蹄形平面、穹窿顶。正壁雕刻高约15.5米的主尊佛立像，两侧壁各一体量略小的胁立佛，主尊与胁佛之间刻胁侍菩萨。其余壁面雕刻小型龛像，其中北壁于主尊两侧自上而下刻千佛、二佛并坐龛、弟子半身像，南壁则以雕刻二佛并坐龛及千佛为主。由于本窟主尊佛衣腹部以上遍刻千佛、化生像，因而对于其尊格问题，学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或偏重第18窟整体图像三世佛属性的判断而未能触及主尊佛衣中千佛与化生问题；或仅关注身中千佛的特异形式与经典的关联而忽视化生图像的解释；或立足于义理层面架空分析，忽视考古学、图像学证据和历史背景。其结果，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各执一词，而第18窟主尊佛衣中千佛与化生的意涵迄无令人信服的解释。

王友奎副研究馆员主要以第18窟主尊佛衣之形成、佛衣内面化生之意涵、佛衣表面千佛之意涵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他认为吉村氏所说化生自衣缘形成并向下方扩展的表现意图并不存在。事实上，不论是记述卢舍那佛身中“化佛云出”的《华严经》，还是叙述释迦佛身中化现千佛的《观佛三昧海经》等经典，均不见由莲花化生向化佛转化的表述。至于第18窟主尊像为何刻意表现袈裟内面均为化生像，又于袈裟衣角雕刻一铺燃灯佛授记像，王友奎副研究馆员通过对化生图像意涵的探究，认为第18窟主尊佛衣内面化生像有可能表现的是轮回修行阶段的释迦菩萨。倘若将释迦修菩萨行时的轮回过程以莲花化生图像表现，则三祇百劫之中的无数次轮回就呈现为无数莲花化生。

于当日下午举办的第68期“敦煌读书班”由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曹雅妮副教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王东研究员及《丝绸之路》杂志社冯玉雷社长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曹雅妮副教授

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王东博士

《丝绸之路》主编、社长冯玉雷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甘肃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史忠平教授、甘肃省博物馆刘志华副研究员及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樊丽沙博士分别作题为《手持莲花——从印度到敦煌的流变》、《两唐书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史忠平博士

史忠平教授就敦煌绘画中的盘花图像研究为主题，论述在敦煌壁画、绢画、纸画中，存在大量表示供养的盘中花卉，并主要以持物形式出现在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等的手中。这些花卉造型丰富多样，几乎贯穿于敦煌绘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但总括起来，主要有盘中莲花和盘中牡丹两大类。

根据佛典的描述，花是佛陀慈悲清净的象征，是体现佛国世界美妙景象的基本元素。所以，鲜花供养便成了佛教诸多供养中最常见的形式。在敦煌壁画、纸画、绢画中，除手持折枝花卉和瓶花供养外，还描绘了大量手持盘中花卉供养的图像，并以莲花为主，兼有部分牡丹和其它花卉。不仅集中体现了盘花在佛教供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传递了手持盘花在各时期的造型变化和图像源流，值得关注。

甘肃省博物馆刘志华副研究员

刘志华副研究员详细讲述了武威及下辖诸县自隋至唐代经多次更名、发展，但无论武威郡置五县或六县，各种史志中均写作“神乌”。对于这一观点，刘志华副研究员结合史料分析提出新观点：两唐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神乌县应为神鸟县纠误。

刘志华副研究员讲到：神乌县先后经历数次置、废、复。断续存在了8、27、59年，合计94年之久。而自姑臧县析置和将神乌县改名的（前、后）武威县分别存在了27、11年，合计也有38年时间。但目前武威地区出土唐代墓志中尚未见到明确提到武威县的墓志。审视历年来出土的多方隋唐墓志均言“神鸟县”，而无“神乌县”。墓志乃时人所记当时地理区划名称，即便偶有讹误，时属不同年代的多人数方墓志不会有同样错误。故而刘志华研究员认为：凉州（武威郡）属县有神鸟县，盖因“烏”与“鳥”仅有一笔之差，形近易讹，史志中“神乌”应系抄写误录，现据碑志当改。凉州（武威郡）当有姑臧、神鸟、武威、昌松、天宝、嘉麟6县。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樊丽沙博士

《“禺氏之玉”新解》一文指出：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中国内地与西方欧亚各国的重要通道，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东西方之间便存在着一条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传世文献中“玉出昆岗”和“禺氏之玉”即是对西域玉石的赞誉。一直以来，学界皆认为“禺氏之玉”就是指月氏转运和田玉，但河西地区马鬃山、敦煌旱峡两大古代玉矿遗址的发现，说明月氏不仅仅是玉的转运者，同时也可能是玉的生产者，“禺氏之玉”有可能就是月氏在酒泉地区所产之玉。由此可以看出，月氏的活动区域当在河西走廊，与学界目前热议的东天山无关，认为月氏、乌孙的原始故乡在东天山之说，仅就“禺氏之玉”这一因素判断，就完全不可信从。

每位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进行评议，然后进入提问、讨论环节。学者们能在一种轻松融洽的氛围内各抒己见、相互指正、互相学习，在提出了多种不同意见的同时，也收到了良好的研讨效果，同时也体现出“敦煌读书班”举办的初衷与意义。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本次座谈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