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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四)关于加强国外敦煌学论著翻译的建议

时间:2018-12-20 11:42:38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刘进宝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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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学刚刚勃兴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翻译出版、发表了大量日本和欧洲学者的敦煌学论著,对我们了解国外学术成果和学术进展具有很大的帮助。在这方面,甘肃出版界和《敦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如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敦煌学译文集》、《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国外藏学研究选译》、《敦煌译丛》第一辑、《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等。《敦煌研究》发表了《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试刊第一期)、《巴米羊石窟》(创刊号)、《论敦煌绘画艺术》(第二期)、《卢舍那法界人中像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民族及其文化与宗教》(1986年第3期)、《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一)》(1986年第4期)、《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二)》、《中国颜料的初步研究报告》(1987年第1期)、《关于西域壁画的颜料》(1987年第2期)、《关于中亚涅槃图的图像学考察》、《洞窟壁画的环境保护》(1987年第3期)等等。

近年来,由于我们对外交往逐渐密切,国际学术会议与交流增多,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机会和渠道多了,对国外学者论著的翻译似乎没有以前重视了。

如2000年,王冀青教授披露了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925年在日本大阪的演讲稿《敦煌石室的遗书》,在这次演讲中,石滨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比我们以前所知陈寅恪先生1930年提出“敦煌学”要早。这个在国际敦煌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材料,自1943年收入石滨的《东洋学史话》出版后一直未再印行,更没有中文翻译本;另如1958—1962年,日本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从宗教、历史、语言、民族、艺术等各方面对西域中亚进行了全面探讨,是日本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金字塔,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今天仍然无法绕过。如第二、三卷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对中古社会经济尤其是均田制的研究有较大贡献,所收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的论文,不仅公布了一批大谷文书,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给国内学术界提供借鉴参考,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姜镇庆、那向芹二位先生将其中的10篇论文译为中文,编为《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仍然是从事唐代经济史和敦煌吐鲁番经济文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如果能够将全套书翻译出版,可能部分材料、论点已经过失,但肯定对中国学者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会有帮助和借鉴。

当然,专业的翻译要求比较高,既要有一定的外语功底,还要有中文和相关的专业水平,如刘家和先生是中外兼通的史学大家,他关于黑格尔一段话的探索过程很有启发性。早在1959年,刘家和先生就阅读了黑格尔的名著《历史哲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他觉得黑格尔这一段话虽然说得机警锋利,但是仔细分析是有问题的。 

黑格尔说,历史的经验可以给予人们以教训,但又说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过任何教训。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谈得很深刻,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肯定前面的主句,那就是说历史经验是给了我们教训的,而且他也承认学到了;这样,断言从来就没有人从中学到任何教训的后一句就不能成立了。反过来说,如果副句的判断成立,那么主句就又不能成立了。这是一种自我矛盾。

刘先生便怀疑是不是翻译的问题造成的,于是就找英文版的《历史哲学》来对照。1960年前后又看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后来又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但有些问题还是不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刘先生复印了《历史哲学》的英文版,发现英文版中他所怀疑的那句话和当时的中文译本是一致的。对此他还是放心不下,觉得这里还是有问题。到90年代时,刘先生找到德文版。他根据德文版的文字来校对英文版的这句话,发现英文版有的地方译错了。英文版说“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而在德文版中,黑格尔是用虚拟的语气说:就算是有演绎出来的规律,也没有按照其行事。他反复地对照了几遍,还把这句话放到他的书的整个一章来看,以及《小逻辑》提供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个问题,发现黑格尔认为历史规律没有逻辑规律那么严格。比如A大于B,B大于C,则A大于C。这是永远正确的。但历史有没有这种规律?历史的规律永远是历史的。(参阅邹兆辰《刘家和谈应对黑格尔的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7日第8版)

就如今天的许多有关丝绸之路、中亚的德文、法文专业著作,并不是从德文、法文直接译成汉文,而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既懂德文或法文,又对丝绸之路和中亚史有研究的学者太少了,无人翻译的缘故。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一书,最早是1936年出版的瑞典本,同年又出版了德文本。1938年出版的是英文译本,目前我国出版的中文本是根据1938年的英文本翻译的,所以国内的一些研究者误认为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最早是1938年出版的。

另如曾任亚洲学会秘书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东方学家勒尼•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一书,是有关欧亚草原,尤其是中亚古代历史的一部名著,1939年出版了法文本。目前比较通行的是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由蓝琪翻译、项英杰审校中译本,项英杰、蓝琪都是中亚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师生是翻译本书的合适人选,但由于语言的关系,他们所依据的是1978年的英译本。

实际上,此书还有一个译本,即魏英邦从法文翻译、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中译本(1996年重印、2013年再版)。魏英邦先生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1934年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毕业后因二战滞留法国,在巴黎大学图书馆工作,先后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回国。他在巴黎时曾听过格鲁塞讲授的《远东史》课。

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再创作,对译者来说,不亚于写论文和著作,我们在科研成果的认定方面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相关著作、论文的翻译,如果译者的语言和专业不是特别精熟,能够找相关专家审定或修改可能更好,当然,审定或修改者的贡献也要在翻译稿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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