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七）引领大数据时代的学术潮流——敦煌研究发展小议

时间：2018-12-20 11:51:15 来源：《敦煌研究》编辑部 作者：马德 点击：

作为敦煌专业领域的领军期刊，《敦煌研究》已经走过了38年的岁月，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了自己的阵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也是人文科学大发展的良好环境，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更好地引领敦煌研究的学术潮流，为敦煌研究及整个人文科学的进步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敦煌是个地名，敦煌研究就是区域文化。但敦煌文化代表的是古代世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敦煌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就是大数据，它包括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图像史料、历史遗迹、人文传承等等方面，涉及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和广阔的地域。因此，敦煌的这些自身的研究资源，本身就要求我们立足国际前沿，引领世界学术潮流。而要做到这几点，如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首先要做的是学术概念的规范化，比如敦煌文化圈和敦煌文化体系，不是现在的敦煌市行政区划内的文化，而是历史上形成的敦煌文化体系，地域范围基本上是汉代敦煌郡的范围；再比如说敦煌学（敦煌学研究）应该叫敦煌研究，或者是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又如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些形容词类的战略口号，都是不能作为学术概念的，从学术的角度琮讲应该是东西交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作为学术研究，也需要坚守最起码的学术底线，不能闻鸡起舞跑龙套，随波逐流赶时髦；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研究，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口号不能作为所有的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起码应该的自己的学术空间；学术研究要求严谨、规范，不能受困于约定俗成。总之，敦煌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足够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研究，所以没有任何必要趋炎附势。

其次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敦煌研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丰富的研究资源要求我们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图像数据、民间传承和田野资料的“五重证据法”。传世文献指正史、野史、方志等，是基础文献，但也有真伪问题需要辨别；出土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和敦煌汉简等，都是记载敦煌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这两个方面都是文字资料和数据，即是由近百年前先辈学者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考古资料主要是遗址、墓葬等，近些年在敦煌有大量发现，如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和众多的古代墓葬（包括文字和图像），提供庞杂而丰富的真实可靠的历史信息。图像数据最主要的是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群的壁画、彩塑等图像资料，是敦煌和中国古代社会一千多年间的形象记录。民间传承和资料，是指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来此人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乡土承载、民俗风情等；传承主要是通过对今人的访问，从今人看古人，包括从事同类工作的当代人对古代同行的理解和认同，和一些口传心授的历史信息；而通过对历史遗存的调查，从今天看过去，由现世观往世，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

综上所述，敦煌作为大史学的研究，二重证据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要求，需要我们历史学的理论方法为主体，的各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宗教学，艺术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五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就是各学科方法手段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

这里试举一例：2006年，恩师姜伯勤先生发表大作《论敦煌“守庄农作”型外庄与“合种”制经营》， 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传世史籍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在国内外学术界前人的相关基础上，结合文献所述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背景，对敦煌的农家庄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视野。S.P.6是出自敦煌藏经洞的一件历日印本，其中的“镇宅符”部分就有住宅的大体布局（图1） 。从图中看，除供居住的堂舍之外，宅院中还有马坊、鸡舍、羊舍、碓硙台、仓库、佛堂等。这可能是当时敦煌普通农家的住宅院落。P.3121是一幅绘有一定规模的舍前庄园图残卷，包括厩、门前圈、巷道、万子胡口马场、万子胡园场并道、东园、井、平水园，以及舍南地贰拾亩半、舍西地肆拾柒亩（西临大河）等 ；一个中等农户的所有房屋（图中残缺）、牲畜、土地全部集中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敦煌农业家庭的基本情况。又，敦煌莫高窟中有与遗书同时代的多幅壁画绘制有农家庄园图，包括房舍居处、田园土地、牛圈马厩、树木园囿等组合等。 如第85窟宅舍西连马厩，后边（北边）有正在耕作的田地；第6窟也是院落西侧为马厩，而东侧与正在耕作的田园（东园）相接；第98窟所绘庄园布局与第6窟相同，只是宅院为两进；第454窟的规模更大一些：宅院为东西两院，西院连接庑舍，后面（北面）为搭有茅舍、正在劳作的田园，整个庄园依山傍水，显得很有气势和情调。第55窟绘制的则是院和庑舍后面的田园，包括茅舍、牛栏、果园、农田等。这些本来应该是表现佛教经典中关于未来世界“一种七收”等佛国景象的内容，但当时的画家们绘制的却是自己熟悉的社会生产与民众生活场景，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让我们领略了一千多年前的敦煌田园风光。虽然是象征性的图像，但这些来自于生活实践中的艺术作品对社会情景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敦煌古代农家庄园的方位、布局、规模等各方面的有一定价值意义的信息，仍然可以与各类文献相印证。另外，敦煌还保存一些古代农家庄园的痕迹，以及近代的遗址，可以通过调查来印证文献和图像的记载。

再次，是进一步开拓敦煌研究的国际视野。敦煌是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敦煌必须要有国际视野。这里最主要的，其实也就是两千多年的敦煌文化展示出来的海纳百川阔胸宽襟的包容精神。

从汉代开发开始，敦煌在汉地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了东南西北世界各地的外来文化，奠定了人类文明的中心地位，所依赖的就是这种包容精神。特别是作为敦煌文化标志的敦煌石窟，从创建伊始即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包容精神。佛教是外来文化。以汉文化为根基的敦煌，首先用自己博大宽广的胸怀，容纳、吸收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让佛教深深地植根于敦煌的大地上，开出绚丽的花朵，结下丰硕的果实。因为敦煌地处亚洲腹地，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人类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等在这块土地上神奇地进行了交汇和融合，形成了集东西方世界古代文明为一体的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象征。敦煌历史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优秀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因此敦煌又被誉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中心。而在敦煌大地上保存下来的敦煌石窟，就是这个中心的标志和见证，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而这一切，即是有赖于敦煌这片土地上的世世代代的敦煌人的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包容精神。

比如石窟内容的主体造像，我们将北凉的第275窟、北魏的第259窟、隋代的第419窟和唐代的第45窟诸一进行比较的话，就不难看出，虽然表现的都是佛菩萨诸神，但不仅都是根据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更主要的是他们一起出现在同一崖面上，适应着各个时期各方人士的各种需求。就是因为有了敦煌石窟的包容，才使得佛祖的形象丰富多彩，悲天悯人。在壁画中，有一种题材叫“各国王子听法图”第194窟，和“各国王子举哀图”第158窟，更是具体地绘制了各种肤色和各种装束的各国“王子”，大家共处一室，这里体现的佛教文化的世界性，也是敦煌石窟包容精神的展示。这就要求我们把敦煌文化作为全人类的文化来研究，需要广泛和密切关注人类文化的大数据。

再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从公元6世纪晚期到7世纪前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石窟壁画中所描绘的观世音菩萨救难的情景的《胡商遇盗》图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历史信息。如隋代第302窟、第420窟，唐代第217窟、第444窟等，商人是胡人，“强盗”是全副武装的汉人团体（军队）；第45窟虽然是手持刀剑的“强盗”为平民百姓装扮，但人物形像也是汉人。壁画中不仅反映了封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隋唐盛世的另一面，更主要是的是体现了画家作为中国人的宽广胸襟，敢于直面盛世的劣迹。这也是一种包容，一种敢于向世人暴露自己的阴暗面的自我批评精神。也许有人会说，这画不是汉族人画的，是外国人画的吧？的确在敦煌石窟的早期营造中，有大量的西域人参与，这本身也是一种包容；而从莫高窟北周第290窟汉人画工的题名看，此后的画工主体也是汉人，画风亦与中国画史所记相同。如果说隋代壁画还有一点西域画风的痕迹的话，盛唐壁画就是全汉式的了，如第217、45、444等窟不会是汉族以外的匠师画的。这里体现的博大胸襟更是值得称道的。

具体到刊物，就是必要的学术争鸣。加强人类世界视野下的的敦煌研究更需要包容精神：不能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压制不同的声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都知道学术乃天下公器这句口头弹，学术刊物是学术争鸣的平台。如果连正常的学术讨论都不能正常进行，还谈什么学术进步呢？以往我们在学术争鸣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发表一些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持不同观点的论文，这非常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发展。但我们还需要再接再厉，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需要的就是传承和发扬的就是敦煌先民们留给我们的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不光体现在广泛吸收外来的有益成分壮大和扩充、提高自己，更需要像那些壁画的制作者们那样，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知错就改；敢于直视自己的阴暗面，以接受教训，努力进取，正所谓知耻而后勇。

总之，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的敦煌研究创造了更加优越的研究条件，促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引领国际学术潮流。这些工作，都需要具体的人，研究者们自己来做。不要辜负了资源，也不要辜负了时代。上对祖宗，下对子孙，担负起这神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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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S.P.6 “镇宅符”之住宅大体布局